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多有交集，两国民众往来密切。虽然在近代历史上两国有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但也阻挡不了这两个东方大国的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媒体关于日本的报道，负面信息远远超过正面信息，比如房地产泡沫、停滞的经济、老去的人口、动荡的政坛……然而，我们不应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尽管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10年甚至20年，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仍跻身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列。

　　中国经济当下实际面临日本30年前一样的挑战。中国也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因为中国的特殊的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更快。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近五年来，普通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表明人口红利已经渐行渐远。几年前，中国媒体曾感叹中国有可能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

　　一个国家财富创造和使用与一个家庭有很强的可比性。在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高的时候，家庭的财富创造能力较强，往往在供给现时的家庭生活之外还可以节余，有长远视角的家庭就会将节余的财富储藏起来，以备将来劳动力占总家庭人口占比下降，同时财富创造能力下降时之需。

　　仅从人口的角度，中国过去30年显然是整体财富创造最强的时期：我们的GDP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创记录的3.95万亿美元。未来中国仍有巨大的制度红利可以释放，中国的财富创造神话或许还可以持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我们如何将这些财富增值保值也变得至关重要，这也正是6年多前我们要成立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的原因。

　　媒体上流传的故事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大量买楼，然后在本国经济危机的时候又贱价卖楼。其实这只是媒体喜欢讲的故事，故事的另一面是，日本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物业持有者，据我一位投资界的朋友说，日本人持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物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大都市，你都能看到高档的日本人社区。我们还知道日本在全球购买资源，几年前铁矿石价格高企，中国钢铁企业叫苦不迭，而日本同行则从容得多，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持有大量铁矿石输出公司的股份。日本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媒体总是在讲日本国内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但却忽视了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包括了本国居民的海外生产值）高的事实。

　　日本人在本国经济危机时期卖楼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即在本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日本人选择将海外资产变现汇回日本，这种行为本身难道不值得赞赏？对于变现海外资产的这个日本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损失，但对于发生危机的日本这个国家而言，则意味着资本注入，这实际上起到了帮助国家摆脱危机的作用。类似的事情在美国发生危机时也同样发生过。截然相反的做法则在希腊和拉美等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出现。事实上，每年3月底的时候，日元都有一个结算高潮，使得日元走强，主要就是受日本海外企业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而推动。

　　总结来说，日本的前车之鉴至少有两点值得中国学习：第一，在人口红利消失，本国财富创造能力下降的时候，应当将已经创造的财富进行全球化配置，努力使之增值保值；第二，要创造出一种凝聚力，你可说它是爱国精神，也可以说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让本国居民的海外财富仍然为本国所用，而不是像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样弃祖国而去。上述投资界的朋友给我分享的发生在菲律宾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据说菲律宾的银行与绑匪是一家的，只要你在银行存款超过100万，银行就会告诉绑匪，后者就会绑架你或者你的家人，索要赎金。因此，菲律宾的华人总是想方设法将财富转移到新加坡，这也造就了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大的洗钱地。

　　最近，参加了2014中金财富论坛，论坛上，中金分享了一个数据：全球高净值人群财富总量54万亿美元，海外配置24%，本国配置76%；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总量4.4万亿美元，海外配置5%，本国配置95%。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一路高歌，中国高净值人士将主要资产配置在中国是理性的，而在目前经济转型、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国高净值人士适时考虑海外资产配置也合情合理。能力圈（微信号：AbilityCircle）相信中国高净值人士海外资产配置的高潮正在到来。而且据中金透露，国家在政策上对资本项下也有松动，通过中金就可以合法地进行海外资产配置。对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我也持乐观的态度，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如果一定要预测时间表，我估计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开放资本项目。不过，一旦开放资本项目，则对中国本身的凝聚力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中国人是像拉美富豪一样弃祖国而去，还是像日本人一样对祖国不离不弃呢？此时，才是一国所谓的软实力的体现吧。

　　本文首发于《财经天下》杂志

（责任编辑：lixue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