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去”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问题
——访德意志银行中国行长高峰
在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走出去”的方式和途径是关键。如果踟蹰不前,就永远迈不出国际化的步伐。一定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长期而言,如果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上能够更便捷地作为投融资工具,升值将不再是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动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在变化和发展中提升,政策和法规的清晰度对于自贸区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等政策,只要将其变得更为明确,自贸区就会从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变为真正有吸引力的市场。
在其大胆的“封闭式循环”创新投资体系下,资本市场热词“沪港通”被认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着妙棋。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走出去”远景规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未来几年将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人民币也终将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以后,离岸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上海自贸区都以稳健且快速的步伐前行。德意志银行中国行长高峰日前接受了上证报记者专访。他表示,人民币如何“走出去”是国际化的关键问题,一定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国际化现阶段人民币“回流”问题,本质上是资本项下如何开放的问题,RQFII、沪港通等都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打通回流渠道;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需要满足便利性、丰富投融资需求,同时关注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就是成为国际定价货币
上海证券报:您对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怎么看,是否符合预期?早期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报价和结算领域的使用。请问接下来应设立哪些阶段性目标,使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
高峰: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经济体,贸易量也是全球最大的,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必须要走的一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牵涉定价权、国际储备货币等。在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走出去”的方式和途径是关键,我认为,如果踟蹰不前,就永远迈不出去国际化的步伐。一定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进展顺利,在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结算中,人民币占比近30%。我认为,人民币国际结算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定价货币,第三步则是人民币是否可以作为主要国际货币被接受。这些步骤相互联系,牵涉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融资的方便程度等,目前正在稳妥地逐步推进。
上海证券报:最近一段时间在岸、离岸市场上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市场解读也认为这与央行打击套利、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改革相适应。对于今年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相伴随的资金“回流”,您有何判断?
高峰:最早人民币并不是主要国际贸易和投资货币,很多机构、企业持有人民币,主要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仅依靠单纯的升值预期,尤其是最近刚性升值预期已被逐渐打破。目前来看,人民币缺乏在离岸市场上的投融资渠道,这使得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动力不足。但长期而言,如果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上能够更便捷地作为投融资工具,升值将不再是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动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投资者需要更多投资渠道实现收益,而在离岸市场投资渠道缺乏的情况下,境外人民币自然就产生“回流”的需求,进而投资到中国内地。像美元这样国际化程度高的货币,并不需要“回流”通道。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谈到“回流”机制,人民币“回流”渠道一直存在。比如贸易项下的人民币“回流”,目前市场关注的是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回流”。资本项下的开放,应当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长远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境内外使用、投融资的便利化。资本项下开放以后,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回流”问题,因此目前对“回流”的讨论根本上是对资本项下如何开放的讨论。目前采取的RQFII、沪港通等,都是拓宽人民币资本项下“回流”的渠道,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尽量打通“回流”渠道。我认为这种逐步开放方式是稳妥的。
应推动离岸市场人民币的充分运用
上海证券报:你如何看待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如何区分看待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不同离岸市场?
高峰: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的发展需要金融市场发展的支撑,广泛吸纳债券发行方、需求方,满足人民币的融资和投资需求。
目前中资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融资较活跃,融资之后也涉及资金如何回到内地的问题,即之前谈到的“回流”。在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之前,仍然带有很强的国家属性,这些离岸市场人民币资金的最终落脚点肯定是内地。一旦中国资本项下双向流动渠道打开,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投融资便利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资本开放完全打开后,如何理顺市场,更多地关注风险控制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此,我持乐观态度,相信政府有这个能力,目前推进的步伐也比较稳健和谨慎。
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等离岸人民币市场,有些已经相对成熟,有些是新兴的。在发展较早、较快的市场,资金流动性比较好,市场的深度、广度也都很好,在这些市场交易成本相对更低。中国香港是最早发展起来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超过70%的境外人民币结算都在香港发生,它占据天时、地利。而在一个离岸市场发展的初期,流动性可能不够大,因其市场深度、广度还未达到成熟水平,所以二级市场的交易量较小。
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更高,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也会逐渐丰盈。内地海外贸易不仅仅限于中国香港,随着人民币扩大国际支付结算的范围,经过以后逐步发展,其他地区也会同样发展起来。确实,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主要集中于亚洲国家,欧洲起步较晚。谈到这里,作为一家国际银行,我们也希望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上海证券报: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德国以人民币计价的“歌德债券”?
高峰:在法兰克福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被命名为“歌德债券”,名字源于德国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歌德。作为人民币业务领航者,德意志银行是两笔最先发行的歌德债券的主承销商。
传统上,中国、德国在工业和贸易领域存在较多联系,德意志银行也为支持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了很多金融服务。中德企业之间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初期的使用模式。而另外一种模式则是离岸人民币债券。
至于目前市场对于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的热衷,主要因为与境内融资相比,境外融资仍然具有成本优势,这种优势目前也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之一。但融资成本不应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因,更为重要的是要推动离岸市场上人民币的充分应用,在离岸市场成熟发展后、再实现内外市场交接,人民币国际化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成熟的金融市场应具有定价功能和流动性,债券在其中虽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但最终目标肯定是发展资本市场中的各种投融资渠道。这样才能将不同的需求、供给方更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市场才能形成比较有效的定价机制和流动性。
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对接和开放只能逐步实现
上海证券报:你对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差距是怎么看的?
高峰:造成这个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仍然不是一个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这个前提下,由于人民币的在岸、离岸市场之间存在壁垒,形成了套利空间。根据传统金融理论,最终套利空间会消失,实现两个市场的平衡。但是由于目前在岸、离岸之间的流动性并不充分,两个市场不会很快收平。同时,在岸、离岸市场的体量相差太多,需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在岸、离岸的对接和开放。一方面,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市场的深化和拓宽,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方便性慢慢地就会水到渠成。
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主要以内地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日益深化,人民币波幅继续扩大,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加快资本项目开放,推动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进程。这样的中长期改革方向,我们认为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
社会融资体系管理能力有待提升
上海证券报:近期国内多起金融风险事件集中爆发,特别是在信托领域。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及内在原因?
高峰: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产品还比较少,但市场对此存在较大需求,因此也有创新的驱动力。金融创新本身是件好事,如果做到紧跟市场化进程,给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满足新需求的风险管理、投资管理工具,会同时推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金融机构而言,创新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又能带来更多业务发展机遇。但是,创新的同时必须要注意配套的监管机制。
目前社会融资体系的运转暂时出现一些问题。近期的信托事件、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等,说明社会融资体系的管理有待提升,同时广大投资人的需求有待满足。很多研究报告都说今年明年是还款的高峰期、存在兑付压力。也有些项目存在借短还长,即所谓期限错配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的长期投资项目依靠短期融资的资金来支撑,这里面就存在风险。这种情况也说明市政债需要进行改革。但是,我认为整个市场在朝正确的方向走,只是历史积累太多、沉淀太厚,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都得到解决。
有些时候,市场和监管是一对矛盾体。有时监管的越细,市场反对的动力反而越强。我认为,国内目前的监管发展趋势是从事前审批到事后监测,这样做能提高市场活力。如果市场充满活力,就允许它创新,前提是监管事前划出政策法规的“红线”,而后鼓励市场创新,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政策和法规的清晰度对自贸区非常重要
上海证券报:上海自贸区内离岸金融的发展被市场寄予厚望,对此您有何看法和建议?在推动离岸、在岸市场联动发展方面,有何建议和设想?在当前背景下,在推动资本项下进一步开放的同时,如何同时完善适当监管?
高峰: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不同。中国最早开放的是深圳等地区,多从事来料加工等,这样“一线放开、二线监管”就相对容易。而上海自贸区需要兼顾金融的开放与贸易的开放,两者路径完全不同。目前在金融开放上,我们也看到国内正在积极探索很多可行的途径。比如“沪港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年设定3000亿元的额度,实行总量控制。这种思路或许对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有所启发。金融改革,还涉及考核指标、利益平衡以及如何设计等问题。
就上海自贸区建设而言,根据中国以往实践来讲,税收优惠对区内企业来说具有较大吸引力。其次,我觉得上海自贸区更多的是对政府管理方式的实验。比如,从审批制到注册制。金融改革一直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热点。这主要是因为如果要支持实体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国内的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需要更高。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在变化和发展中提升,政策和法规的清晰度对于自贸区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等政策,只要将其变得更为明确,自贸区就会从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变为真正有吸引力的市场。
相信上海自贸区的很多金融相关政策都能使企业受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有过类似的实践,在进行严格外汇管制的时期,也设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这些对经济发展有益,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期间存在的落差,等以后市场发展的足够广、大,这些落差就抹平了,而自贸区就在其中发挥重要试点和窗口作用。(记者 石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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