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的10年相比，国内煤炭行业目前正处于低增长时期。近年来，国内许多煤炭企业纷纷“走出去”到国外开发煤炭资源，煤机装备也成功出口到了主要产煤国家。1949年~1977年，我国煤炭出口共计6377万吨，年均出口219万吨；煤炭进口共计2942万吨，年均进口101万吨；年均煤炭进出口贸易量达到320万吨。

　　与过去的10年相比，国内煤炭行业目前正处于低增长时期。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为96.6，比去年四季度微降0.2点，呈现稳中略降走势；中经煤炭产业预警指数为66.7，比去年四季度小幅回升3.4点，连续4个季度低位持平后首现回升势头，但仍处于偏冷的“浅蓝灯区”。这也意味着煤炭企业和煤炭贸易企业的前程“冷峻”依旧。

　　那么，在国内煤炭价格“黑金”变“土豆”的当下，这是否也意味着：上帝关上了煤炭行业暂时性价格收益的这扇门，却更大范围打开了走向国际市场出口投资并购的一扇窗呢？

　　依照安永交易咨询部中国海外投资主管合伙人吴正希的判断，尽管国内乃至全球经济在增速下滑，截至目前，中国仍然是按金额计并购交易最活跃的国家，这也是中国企业惯用的反周期投资策略。其实，细数国内煤炭行业的发展之路，不难看出，他们“走出去”是有一定的实力积淀的。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底气积累

　　抛开行业业绩不说，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是持续凸显的，其对外开放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煤炭领域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装备实现国际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先后利用国际能源贷款36.91亿美元，开发建设煤矿18处；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合作，建成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煤炭直接液化实验室，并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和工艺开发；从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地利、美国等6个国家，引进了100套综采设备和掘进设备，为我国煤矿机械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国内许多煤炭企业纷纷“走出去”到国外开发煤炭资源，煤机装备也成功出口到了主要产煤国家。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综采综掘及洗选设备销往印度、俄罗斯、美国等国家。2012年4月，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出口俄罗斯项目签约，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综采成套设备出口俄罗斯市场，也是惟一一个煤炭资源开采装备类出口项目。

　　我国煤炭工业实现了从单一的“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从国外企业到国内市场竞争到中国煤炭企业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转变，使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的煤炭进出口贸易也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展开的。1949年~1977年，我国煤炭出口共计6377万吨，年均出口219万吨；煤炭进口共计2942万吨，年均进口101万吨；年均煤炭进出口贸易量达到320万吨。

　　1999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煤炭出口的煤炭贸易政策。随后，煤炭出口量快速增加，于2003年创下了9402万吨的最高纪录。2004年4月，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我国煤炭贸易政策转为鼓励煤炭进口、控制煤炭出口，国内煤炭出口量快速回落、进口量快速增加，我国逐步由以煤炭出口为主的国家变成煤炭净进口国家。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当年进口煤炭共计1.26亿吨，出口煤炭共计2240万吨，煤炭净进口量超过1亿吨。2013年，煤炭进口3.27亿吨，出口751万吨，煤炭进出口贸易量已经达到3.3亿吨，是1977年的64.85倍。

　　在实现煤炭贸易在国际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煤炭企业更加重视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纷纷实施国际化战略。兖矿集团、神华集团、山东能源、开滦集团、京煤集团、江西煤业等煤炭企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南非等国家的煤炭资源开发项目不断推进。神华集团、中煤集团等大型煤炭企业多次面向全球引进高水平的国际化研发和管理人才。

　　近年来，我国煤炭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煤炭市场价格呈现了与国际煤炭市场价格同步、同幅度变化的“国际范”。以我国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BJ动力煤价格为例，2003年，秦皇岛港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为262元/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同期价格为25美元/吨；2008年10月份，国内煤炭价格最高点为895元/吨，同期澳洲价格为140美元/吨；近期，国内价格降至530元/吨，澳洲价格降至73美元/吨。这充分说明我国煤炭市场与国际煤炭市场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国内与国际煤炭价格联动关系越来越密切。

　　“走出去”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赵岸青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下，国内煤炭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实施“走出去”战略急迫且满载压力。

　　经过十几年跨越式发展，国内资源承载力显著下降。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已经超过36亿吨，生产和消费量均达到全球的50%左右。这种超速消费的结果是，优质煤炭资源已经被瓜分殆尽。超强度的资源消耗也使环境承载能力显著下降，燃烧劣质煤炭被认为是造成连续大范围、高浓度雾霾天气的重要污染源之一。而且，国内的煤炭生产与消费成逆向分布，大批煤炭的长距离运输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甚至一度超过进口煤的成本价格。

　　恰恰在这次跨国投资研讨会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贸易投资机构驻北京办事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办事处，加拿大矿业、冶金和石油协会，加拿大贝内特琼斯商务咨询公司北京代表处，俄罗斯米希尔煤炭业务大中华区销售部门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的煤炭行业投资环境、政策和机遇，希望能赢得中国投资者的兴趣。

　　受2012年煤炭价格的大幅波动影响，全球投资者在煤炭资产并购上更加谨慎，但是，国内企业对资产和大宗商品的并购却比较反周期。对此，吴正希给出的解释是：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期限更长，受到国际范围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少，因此，当其他竞争者缺乏并购资本时，中国投资者就会去购买，以确保未来供给价格较低。

　　对全球煤炭市场而言，“抛煤”的“买卖”有着积极的一面。对于有实力的投资者来说，行业寒冬正是兼并重组良机，而面向全球的兼并重组更是难得一遇。例如，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日臻完善。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涉及资金支持、金融保险、外汇管理等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宏观监控体系。煤炭企业规模实力的显著增强，使得一批以煤炭生产为主、多元化发展的综合能源企业集团得以快速发展壮大。资料显示，目前，国内有8家企业原煤产量超过亿吨，有11家煤炭企业进入“2013世界500强”行列，千万吨级智能化综采成套装备、百万吨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工程、煤制烯烃成套工业化技术开发和应用取得显著进步。

　　此外，煤炭企业“走出去”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兖矿集团、神华集团、徐矿集团、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郑州煤机等煤炭企业在“走出去”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在如何适应国外的法律、人文、生态、文化等方面为更多国内煤炭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然而，“走出去”也挑战多多。我国煤炭企业尚未彻底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即便是进入“2013世界500强”的11家企业，在资产回报率、人均效率等质量效益指标方面，与国际先进煤炭企业相比，也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煤炭企业投资能力下降也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走出去”步伐。2012年以来，在煤炭需求增幅回落、产能建设超前、进口煤炭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煤炭行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亏损面已经接近1/3。对投资标的国适应能力不足也成为“走出去”的制约因素。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只有40%左右，除了前期调查和准备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走出去”的企业一时难以适应国外的法律环境、社会习俗、文化氛围。

　　为“走出去”做点什么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异常繁重。如何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全面提升中国煤炭工业的国际合作质量，提高中国煤炭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已成为中国煤炭行业和煤炭企业必须应对和化解的重要课题。

　　新生经济学创始人郭夏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引擎就是中国的海外投资，这将带来整个国际金融秩序的一次重大变革。绿地集团总裁张玉良则认为，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之时，各类资源的价格都比较合理，此时“走出去”具有难得的成本优势。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醒海外投资要关注投资风险。海外并购包括资产的整合、人力的整合、品牌的整合、文化的整合，其中，文化整合最为关键。他还表示，在推进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要有宏观指导，要有高水平服务；银行要拓宽外汇储备运用的渠道和服务；企业要通过市场满足国际化人才技术和资金需求；商会要防治内部恶性竞争；中小企业要抱团推进产业技术发展；中介机构要提供专业化的咨询服务，尤其是法律服务；内地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通过香港“借船出海”。

　　针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失败，郭夏表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少必要的调研和研发。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增加投资中的研发比重。比如，总投资100亿，就要考虑拿出3个亿甚至5个亿去搞勘探、调研和各种预案研究。他还强调，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扩展，更多的主权财富将分散在世界各地。国家应该考虑为更多的海外财产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责任编辑：lixue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