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季瑞达管理自己的中美合资家庭时，严格要求孩子与爸爸说英文，和妈妈说中文。

　　季瑞达认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本土化经营”。“事实是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中国企业，说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季瑞达并不认为中国投资者在美国遭受了“政策歧视”。他告诉记者，从总体的投资角度而言，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TUS）每年都有几千起的并购案，都是非常巨大的投资金额，所以CFIUS审核的案例只占整体案例非常小的比例

　　季瑞达（Kenneth Jarrett）是一个中国通。作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曾透露自己最喜欢的著作是《大学》，妻子颜正安评价他“中国古文底子比我深厚得多了”。甚至在与记者确认采访时间时，他像个中国长者一样称呼记者“小唐”。

　　而在另一方面，季瑞达同样是一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员。自从1982年进入美国外交部工作以来，他辗转新加坡、马尼拉、北京、成都等地，分别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美国驻香港副总领事、美国华盛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在2008年转型成为安可顾问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之前，季瑞达拥有长达26年的美国外交官职业生涯。

　　去年9月份，季瑞达履新成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上海美国商会成立于1915年，是第三家设立于美国境外的美国商会。作为这家历史悠久的商业组织的掌门人，季瑞达的职责是更好地促进中美商务交往，以及增强中美商贸关系。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密切相关。当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也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计划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分一杯羹。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积累了国内发展经验之后，也开始寻求更宽广的舞台，走向世界。2000年10月，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中央在“十五”计划中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并在信贷、保险（放心保）等方面给予帮助。”

　　“走出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海外市场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全新的商业环境，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鸿沟，不少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碰壁，甚至影响到国内市场的发展。

　　中国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国际化”战略？季瑞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中国企业或许能够借鉴美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经验。”

　　“走出去”是必须

　　1971年秋天，季瑞达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当时，中美之间尚未建交，两国民间交流更是一片空白。无论如何，“中国历史”都算得上是一门冷僻的学科，然而季瑞达却选择了这门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并继续升入耶鲁大学深造。

　　谈及这一段经历，季瑞达笑着说：“这一切都是缘分”。事实上，季瑞达最初的专业是德国历史。有一天，他的一名同学向他介绍：“我在上一门介绍亚洲历史的课，那个老师很有意思，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待过，你也来听听。”上过这名老师的课后，季瑞达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又去选修了一些中国历史的课程，就这样与中国结缘。

　　从某种程度上说，季瑞达的人生轨迹浓缩了中美交流从无到有，从彼此排斥到互相依存的过程。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打破了冰封30年的双边关系。同一年，季瑞达作为最早一批外教来到中国交流。在上海财经大学，季瑞达结识了中国女孩颜正安，后者成为了他的太太。

　　2005年到2008年，季瑞达担任美国驻沪总领事，见证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572亿美元飙升至1839亿美元。

　　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筹建遇到困难时，季瑞达挺身而出积极奔走，为美国馆的顺利开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或者是因为自身的这些经历，季瑞达非常认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战略。他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全球化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季瑞达看来，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很像。在美国，很多小的企业并不考虑向海外扩张。但是但凡大一点的企业都有全球化的战略，因为“每一个公司都在寻求扩张和发展，所以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同样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进步，提高创新技能，甚至是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人才。“为了企业的生存或者成功，中国企业需要国际化。”季瑞达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不过，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近十五年的“走出去”战略并不算得上是成功。早期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因为对合资公司的整合不力，不仅断送了汤姆逊原有的品牌影响力及市场份额，更是拖累了TCL国内的发展战略。近期中信富泰收购澳洲铁矿石项目历时七年终于投产，但由于前期投入巨大，未来盈亏难以判断。

　　“全球化本来就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有些公司的确遭受了惨败，但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们不要被失败的案例搞得太沮丧。”季瑞达对此显得非常乐观：“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失败非常正常，不可能每个公司一进入海外市场就取得成功。当年很多外企进入中国时也没有马上成功。”

　　否认政策歧视

　　谈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中国企业屡次在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受挫的场景。CFIUS由美国九个部委的一把手组成，并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CFIUS负责审理外国在美投资项目，如果发现项目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可以要求投资人对投资项目进行适当调整，或者建议总统暂停或禁止该交易。

　　根据商务部每年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2006年之前，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未超过10亿美元，可以说非常微不足道。然而从2008年开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至2012年已经达到170亿美元的存量。2013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海外直接投资者。

　　随着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的高涨，CFIUS也加大了对中国投资者的审核。季瑞达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2007年CFIUS只审查了3起案例，2011年这一数字增加至10起。2012年的增长尤为明显，审核来自中国的投资案例达到了23起。其中广为人知的案例包括2012年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风电受阻，以及“出于安全考虑”的理由屡次拒绝华为在美国的收购计划，更包括早先中海油对优尼科的并购案。“中国希望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但很多提案都必须得到CFIUS的事先审核。”季瑞达向记者分析。

　　尽管如此，季瑞达并不认为中国投资者在美国遭受了“政策歧视”。他告诉记者，从总体的投资角度而言，CFIUS每年都有几千起的并购案，都是非常巨大的投资金额，所以CFIUS审核的案例只占整体案例非常小的比例。“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或许会遇到类似"国家安全"这样的政治风险，但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学会在当地运营才是最重要的。”季瑞达说。

　　季瑞达同时向记者展示了一份2012年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针对在美进行商业运作的中国公司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访问了51个进入美国的中国公司高层，问了诸如“你为什么要进入美国市场？”、“你对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是如何看待？”之类的问题。

　　在回答“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时，45%的受访者认为是商业运作当中的文化差异，37%的受访者则认为是美国经济的情况，只有1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政治环境是最大的挑战，还有仅仅22%的受访者认为歧视问题是最大的困难。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们非常尊敬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当然我现在已经不能代表政府说话了，但我可以这么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过去的投资还是非常欢迎的。”季瑞达笑着告诉记者。

　　难在本土化经营

　　在季瑞达看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本土化经营”。

　　“如果你在美国任一城市问和中国企业相关的问题，很少有美国人能够轻松地回答你。但如果你在上海问有没有人知道花旗银行？很多人都会回答知道。我想在美国的话，或许青岛啤酒的认知度还比较高吧。”季瑞达笑着说，“事实是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中国企业，说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上述调查报告也印证了季瑞达的判断。在关于“日常业务运作的困难”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和美国公司的竞争。“这和在中国运作的美国公司情况非常相似，他们同样面对和本地公司的竞争问题。”季瑞达分析道。

　　季瑞达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中国企业如果想要在美国取得成功，那必须要做好“人的工作”，比如如何和利益相关方沟通，如何加强对本地消费者的理解，以及如何建造自己的品牌。

　　“以前很多中国公司认为他们出钱出得最多就可以搞定，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和媒体有良好的关系，需要和社区沟通，甚至和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的州政府沟通。在一些失败的案例中，中国企业没有获得利益相关方给予他们的支持。”季瑞达说。

　　在这一方面，早先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或许能够分享一些经验。季瑞达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外资企业也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它特有的商业文化，中国也是如此。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有些商业文化，企业应该学习适应；但是有些商业文化，企业并不应该盲从。为了更好地了解本地市场和如何获得成功，外资企业尽可能多地聘用本地人才，因为他们有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也更知道本地消费者的需求。

　　“本土化并不是要改变整个企业，一些核心的原则还是需要坚持。”季瑞达说，“而外资企业所做的就是努力了解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然后寻找正确的人才，生产正确的产品。对此，中国企业也需要学习这些。”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因为中国人在全球各地的人才太多了！在美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最大的，超过28万人。在过去15年间，这个数字上升了600%。中国企业随时可以聘用当地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季瑞达感叹道。

　　而对于中国企业如何塑造民族品牌，季瑞达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企业自身的品牌之外，国家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与人们的观感密切相关。

　　季瑞达向记者介绍，美国主流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产品非常可靠，但是谈到产品质量的话，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产品是高端的产品，甚至觉得一些产品不符合国际标准。比如，现实生活中，很多美国人会担心中国的劳工、环保标准，还有对于供应链的管理，如何能够确保商品拿到顾客手上的时候是安全的？

　　这种对于中国产品的“刻板印象”，给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更加棘手的是，这种普遍观感大多来自政治层面，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之时，“日本制造”亦是被认为是模仿和山寨的代名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如今的日本制造业已经跻身全球顶尖行列。

　　不过，季瑞达认为情况正在好转。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为当地创造了7万多个就业机会。季瑞达告诉记者，尽管这些数据并不是特别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而对于政治影响，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有些美国人觉得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没有什么价值。但现在大家看到它可以让美国人增加就业，增加他们的工资水平。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有好处，产生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成功了。”季瑞达说，“比如海尔，在一些美国的高校，很多学生都在使用海尔的小冰箱。现在连我母亲都知道这个品牌了。”

　　沟通消除文化差异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会遇到政治风险和经营难题之外，文化差异同样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管理风格的不同。2010年，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在公司整合初期，李书福作为董事会的主席，非常希望由自己作决定。然而瑞典人却告诉他这是管理层的决定，你就只要听报告就好了。李书福曾一度非常不适应，最终他接受了管理层的建议，并没有对沃尔沃做任何改动，只是单纯地注资，依靠原来的管理层继续工作。结果沃尔沃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盈利，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

　　而无法适应这种文化差异的中国企业，其国际化战略往往会以失败告终。在中国企业早期海外并购案中，包括TCL、联想在内的大型企业都经历了新公司管理层的集体辞职，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感到难以适应。

　　对于这一点，熟悉中美两国文化的季瑞达最有发言权。他告诉记者，如果中国企业要进入美国市场，那么一定要了解西方人的方式。在西方企业，并没有太多的等级制度。在老板面前，员工会大声地说话，甚至可以质问老板。而这种方式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能够接受的。

　　在季瑞达看来，沟通和交流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最好办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他建议中国可以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商会组织，以便更好地进行沟通。“我们上海美国商会举办过很多的活动，有些企业已经在中国运营了20年，那么他们可以给刚进入中国的企业讲讲之前的经验，如何更好地去运营。”季瑞达同样建议，商会之间可以根据行业的性质组建不同的团体，让行业内的企业分享彼此的实践。“我想中国政府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在国外也能建立同样的组织。”

　　而对于希望参与国际并购的中国企业，季瑞达认为一定要在并购之前做好尽职调查。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在来中国谋求发展前，首先要确切了解商机、风险以及将一起共事的合作方，提前做好这些调查工作非常重要。一些美国企业往往认为中国市场很重要，所以急于快速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此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就找到合作伙伴，并确定合作关系。事实上，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了解合作伙伴，合作往往会遇到问题。”对此，季瑞达同样分享了美国在华企业的经验。

　　“您的家庭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家庭。您有什么心得和建议提供给中国企业吗？”

　　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季瑞达幽默地回答自己的家庭是一个中美合资企业，在家中，孩子们被严格要求和爸爸说英文，和妈妈说中文，“井水不犯河水”。

　　“重要的是，我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并在中国居住了20年。我太太也在美国生活了10年，她的英文很棒。我们两个人对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都很有心得，我们需要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努力把中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季瑞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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