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哨网特约记者 慕丽洁 江玮 博鳌报道

今天上午10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韩国总理郑烘原、老挝总理通邢•塔马冯、纳米比亚总理哈格•根哥布、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东帝汶总理凯•古斯芒、俄罗斯联邦副总理阿•弗•德沃尔科维奇、越南副总理武德儋等外国领导人也将出席本届年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3000名嘉宾将围绕“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主题展开讨论,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本届论坛上的热点议题之一。

中国今年将成资本净输出国

2013年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进行开幕致词时表示：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

习近平主席的预言已经开始实现，而在过去的一年之中，中国对外投资出现井喷。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2013年中国吸收外资金额是1175.86亿美元，与非金融类对外直投差额只有200多亿美元。所以商务部发言人甚至预言：“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今年，也可能是明年或者后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快就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走出去”格局剧变

在博鳌论坛现场，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表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海外的投资累积金额已达到6090亿美元，其中去年的投资总额占1045亿美元，可谓发展迅速。

张国宝同时称，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走出去的目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张国宝指出，中企走出去最初为获得稀缺资源和能源，如澳大利亚、秘鲁的铁矿，肯尼亚的铜矿等；而现在中企在海外不仅有资源、能源，还有投资额巨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农业、文化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如万达投资AMC电影院线等。

劳动力成本也是企业走出去考虑的一个因素。张国宝称，“目前在孟加拉国投资设厂，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折合人民币为800元，而这样的劳动力价格在中国已经很难实现。因此，中国企业会选择走出去设厂来降低成本，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布局。”

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

2014年中国将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放眼海外。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4月8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之际，就驳斥中国汽车业产能整体过剩的说法有点“杞人忧天”。他强调说中国汽车业要放眼海外市场，来为国内汽车产能寻找出路。徐和谊认为，中国汽车业国际化刚刚起步并逐渐加速，在2020年之前，中国汽车产销数量至少有10%到20%走向国际市场，而未来这一比例还将会突破30%。

徐和谊在回答晨哨网特约记者提问之时，也详细解释了北汽规划的出海路线图。他强调北汽走国际化要集中资源打重点市场，做成熟了一个市场再谈其他，不贪图迅速实现全球覆盖。北汽走向国际化不会以做贸易为主，而是要真正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进行当地建厂生产，依靠当地的营销团队去打开这个市场。

在走出去的地域方向上，北汽打算先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起步，稳健地一点点做，毕竟欧美成熟市场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尽管徐和谊宣称北汽和美国硅谷一个团队合作，明年年底能够推出超过特斯拉Model S的电动车产品，但他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还将会以汽油车为主，因为新能源汽车涉及的配套问题非常复杂。

不过徐和谊也强调“走出去”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现在缺少国际化的人才，缺少国际化经验，汽车这个产品国际化难度特别高，它的国际化售后服务也要建立起来，这非常不容易。”

融资难是“走出去”最大“烦恼”

徐和谊碰到的问题并非特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了各种“成长的烦恼”。

融资难是中企赴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4月9日在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的贷款通则规定贷款不能成为资本金的来源，因此企业想通过从国内贷款而后赴国外投资的想法很难实现，这一点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尤为明显。

马蔚华说：“国营企业还有国开行及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民营企业则缺少这种支持，融资较为困难。与此同时，中国目前的信用担保限额也很有限，超过2000万美金需要获得财政部的批准，这也造成了企业走出去时的障碍。”

而在融资难的问题上，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也发表了他的见解。他称，即使企业成功进入国外市场，依然面临着从当地融资难的问题。

张国宝称，企业在境外建立分支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金，所以最初时资产负债高、盈利低。

境外银行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很难提供融资；同时，由于中国本土的银行在全球的网络还没有形成，中企在国内的信誉很难得到境外银行的承认，这也造成了在当地融资上的困难。

关于企业走出去时在资本市场结构上面临的问题，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时会面临资本市场结构的限制。

张欣指出，以房地产企业为例，对于在海外上市和拥有来自新兴市场基金投资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很多投资规则中约定，被投资企业只能在中国市场买楼投资，而不能去美国等非中国市场买楼投资，这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而对于在中国上市的企业来说，所受的限制反而要少。

文化整合不容忽视

对于成功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来说，文化整合也是这些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接受晨哨网特约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收购后的文化整合往往对一桩收购的成功与否具有着重要作用。

在4月9日博鳌论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对话中，柳传志也谈到，联想在收购IBM后，曾经聘用了包括CEO在内的多位国际高管，但由于聘期仅为5年，因此造成了这几位国际高管与联想全球发展战略过程中所追求的内容不一致。

“由于外籍CEO的任期仅为5年，他便对利润、股价特别重视，然而对未来的投资，却关注的很少。比如说2004、2005年的时候，消费类型电脑的增长量已高于商用电脑的增长量，但我们并购的IBM个人电脑在海外几乎全部卖给商用客户。如果我们不涉足消费类电脑，我们的业务在海外是永远上不来的。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在发展中国家的布局量，算下来整个研发投资就高达70多亿美元，另外还有市场营销费用、研发费用等等，这便在我们的企业内部造成了问题，中国高管和美国高管发生了严重分歧。”

柳传志称，后来联想使用了现金激励等多种措施来鼓励企业高管为其长远投资目标共同努力，最终保留了人才的同时度过了危机，并使联想的业务在全球有了进一步发展。

“我所做的另一件事是狠抓企业文化，即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在企业中我们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非常简单明了。在文化里最简单的事情坚决要求说到做到。否则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各种问题。”柳传志谈道。

四通公司董事长段永基在“跨国公司投资新格局”分论坛上表示，他们的投资吃过亏，犯过错，就是因为不了解对方的社会法制体系、管理体系、文化宗教习俗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宗教文化背景、社会管理体系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真正想成功细节都得了解，不然就失败。”段永基说。

他举例说，公司一位离职的CFO离开后说要起诉他们，说自己的离开是因为公司另外一个成员在电子邮件里对他不尊重，他怀着犹豫的心情离开了，于是决定起诉我们，算上离开的精神损失以及将近6个月找不到工作的损失等，一共索赔289万澳币。“我们请的律师说我一定失败，因为他情绪不稳定、心情不好，公司得承担责任，这个中国《劳工法》里面没有。”

“这种细微末节的地方，光看介绍不行，必须深入下去，互相切磋、交流。再比如它的宗教习俗，他们特别重视家庭，我在公司里讲话，说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工作，第三是家庭，澳方马上说你讲的不对，在澳洲的文化中第一是家庭。我说既然家重要干嘛跑这么远到我这里上班？”

“烦恼”不可怕 美德日也曾经历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博士(Hans-Paul Bürkner)在博鳌论坛上接受晨哨网特约记者的专访时表示，国际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对美国、德国、日本企业来说也如此。一些德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也经历过失败，因为它们犯了错误，他们的德国经理并不了解当地的需求。

“我相信中国企业会取得成功，但它们还需要学习，学习当地要求，学习如何按客户需求提供服务和产品。他们还需要找到当地人才，如果你只是把中国员工送到海外，我认为这样的管理不及本地化有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公司，你得有一个国际化的领导团队。”

“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华为、联想和海尔。”

而对于华为受到的怀疑，他称：“我不认为华为会比其他人更危险。”当中东企业想在美国购买港口，美国也不太愿意。“我不会高估这些事情……这不会阻止中国企业成为全球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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