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此前进行海外资产配置的机构纷纷把资金转移至国内，国际投资计划因此束之高阁；而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韩国当时的模式类似，QDII计划同样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途夭折，因此韩国相关经验值得借鉴。本文即从韩国投资经验出发探讨对于中国而言，汇率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将对国际化投资的资产配置产生何种影响。

　　文/康礼贤（香港国泰康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译/马拉

　　当我与亚洲市场的一家韩国大型机构投资者进行初步对话时，交流的一大主题是当机构投资者考虑分散自身的投资组合并进行国际化投资时，外汇汇率以及国内经济形势会对资产配置产生什么影响。

　　这家机构解释了他们尚未考虑对海外投资的原因。韩元汇率显著升值降低了国际化资产配置的吸引力，而韩国国内股票市场走势强劲，则使离岸资产配置变成了次优选择。用这家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在国内市场就能找到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型，又不用承担汇率风险，我为什么要去投资海外？”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韩国股票市场实现自由化之后的几年间，以及国际投资者在韩国股市热情高涨地建仓阶段，确实很难找出一个说服韩国人进行海外投资的有力理由。韩国有些机构最终进行了海外资产配置。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些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将资金迅速地转移回了国内。受那段艰难时期以及几年之后全球科技泡沫破裂的影响，很多韩国机构投资者都把制定国际投资策略的计划束之高阁。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遵循了与韩国类似的模式。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全球化资产配置领域的初步尝试，不巧适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受此影响，所谓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中途夭折。

　　在中国，相对较高的国内利率水平和国内债券市场较高的实际无风险收益率，以及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使得在国外资产配置能获得很高的最低预期资本回收率时，才比在国内配置资产更加有利可图。不过中国央行是个例外，因为央行必须进行海外投资，以冲销大规模贸易顺差带来的外币流入的影响。中国投资公司(CIC)也是例外，因其宗旨就是海外投资。

　　但中国的市场情绪或许将会发生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汇率既能升值，也能贬值。机构投资者在思考海外资产配置时，开始将这种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纳入自身的资产类型预测。这或许是因为市场预计中国将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其他金融领域的改革措施，但也可能是市场对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广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自从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降低经济增长对于信贷供给的依赖程度。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上一届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冲减国际贸易萎缩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国产品以及制造企业需求下降的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有证据显示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放缓是信贷状况收紧以及金融流动性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最近有迹象表明信贷繁荣仍在持续，支撑最近信贷热潮的是海外流入的信贷资金。这种国际信贷供给一旦出现逆转，将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陷入脆弱状态，并且很可能将给人民币汇率构成下行压力。如果人们意识到在金融领域改革推进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存在贬值风险，将对中国机构的资产配置带来重大影响。

　　日本的投资环境同样处于不断变化当中。过去，日元汇率走强限制了日本机构海外投资的范围，即使海外市场的收益率水平相对于日本国内的利率水平已有实质性的改善。

　　安倍经济学——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所施行的经济政策——将日元贬值作为了刺激经济启动、逆转多年来一直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通缩问题的第一步。该政策还为机构提供了一个窗口，使其可以调整自身的资产配置，而不必担心出现损害国际化投资的汇率走势逆转。与此同时，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机构投资者能够再平衡它们的股票配置，并在长期持仓上实现盈利。

　　但对于大多数机构而言，其所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包括债券资产配置。日本央行(BoJ)与日本政府合作，通过价格稳定措施支撑政府债券的价格，使机构能够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周期出现任何转向之前分散化自己的债券配置。在日元走软的市场预期以及日本国内债券市场获得支撑的联合作用下，投资者开始更倾向于考虑提高在国际固定收益市场上的资产配置比重。

　　支撑中国和日本机构进行国际化投资的理由最具说服力，不过很多其他地区性经济体中也产生同样的形势，因为投资者正为适应美联储逐渐退出量化宽松之后的国际金融市场而做出调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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