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参加论坛，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以及由此引申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并且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企业应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并制定相应的产业退出政策，通过全球资源配置将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同时政府也需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制定追赶阶段产业政策，例如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林毅夫认为，自贸区就是个成功的例子，开拓了一系列市场与政策创新。

　　林毅夫介绍，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回归到亚当 斯密的研究方法，假设在经济过程中所有参与者是理性的。他认为，一国的经济是技术、产业的创新以及经济体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核心假设是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经济体的禀赋和其结构。而这种禀赋和结构在某一时间点里是给定的，随时间也会变化。”林毅夫说。要素禀赋主要指该经济体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最佳要素禀赋结构指各种产业和技术采取比较优势，也就是生产采用最优产业结构。”林毅夫说道。而由此，一国收入增长有赖于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和相应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这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市场必须充分竞争，政府必须因势利导。”林毅夫説。

　　而谈及具体产业政策时，林毅夫认为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追赶阶段的产业政策。“此时需要采取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林毅夫说，“其中一点是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这些园区中具有税收优势，并提供直接贷款和外汇交易便利。拿上海自贸区来说，自贸区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创新。”自贸区的建设的为进一步界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边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也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第二是升级型产业政策。即发展中国家在一些产业中和发达国家一样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则需要发展中国家政府大力投入科研，或运用发达国家的技术突破生产适用于本国的产品。

　　第三是产业退出政策，这就涉及到企业向境外投资，实行产业转移。“对于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资上涨而失掉比较优势。除非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际民生，对这类产业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产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品牌等。”林毅夫说。这就是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即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在本国仅进行品牌与研发。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之一。“我此前也提到过将制造业转移到非洲等地。因为非洲工资水平较低。”

　　晨哨网分析师 陈晓奕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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