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2.8%。这是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100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这一成绩使得中国2013年对外投资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2001年，中国在这一榜单上的排名尚且在30名之后。目前，虽然离第一名美国的3383.02亿美元还有一定差距，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保守估计，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会赶上美国。

　　除了已经取得的成绩，在政策层面，国家继续鼓励“走出去”，9月6日，商务部发布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除对我国企业在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投资实行核准管理外，其余均实行备案。业界认为，此举意在进一步确立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然而，在规模快速提升和迎来政策红利释放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的问题。

　　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透露，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仍然是占半壁江山，占55%，非国有经济占比不到一半。这意味着在结构层面，政府决策的投资和国企的投资仍然占据很大比例，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仍需进一步确立。

　　在企业个体层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投资失败风险依旧突出，如华为在美国就因所谓“国家安全”原因，投资遭受干扰。

　　9月9日，在由商务部和中央电视台主办、央视财经频道承办的2014国际投资论坛“全球投资新格局”分论坛上，来自商界与学界的多位嘉宾齐聚一堂，为破解我国对外投资难题建言献策。

　　对话嘉宾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哈利·塞亚丁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

　　博睿

　　沃尔玛中国区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

　　中国需要借对外投资掌握新技术

　　俞敏洪：相比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我更加关心投资质量。在中国1078.4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中，国企投了多少?民间资本投了多少?投入传统产业的有多少?投入高科技或教育文化产业的有多少?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统计可能比计算投资总量更加重要。

　　我不怀疑再过5到1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越美国。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从投资中间收取一点投资的回报还是为了在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上面对世界产生影响力?

　　举一个简单例子，中国在国外建造了很多孔子学院，这个算是国家投资，尽管产生一定影响力，但是这样的投资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

　　再看美国的对外投资，比如，美国著名的大学和私立中小学，都在中国建了办事处，同时，大家都知道美国电影业开始向中国电影业渗透并进行投资。这种从文化和教育上做的投资，产生的影响力可能比到国外买一个矿、买一个大楼或者买一个牛奶厂更加重要。

　　李稻葵：其实，近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对外投资大国，只不过百姓、企业感觉不深。这是因为政府在替我们投资，外管局、中投把我们的外汇储备不断地配置到国外资产中去，这些资产并不是公司的股票，更多的是国外称之为固定收益或者是债券类的资产，包括各国国债。

　　如果把华为在美国的投资和中国去买美国国债并列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两类投资背后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对投资主体到底有没有控制权。华为去投资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服务、控制自己的供应链，而我们去买美国国债，对美国是没有任何的控制权的。所以，作为美国政府的很多决策者，他们当然希望中国的投资没有控制权，去直接买国债。

　　外汇储备的本质是中国的百姓和企业多年来经营出来的结果，是我们的储蓄、家底。从长远来看，家底应交给中国的企业家自主投资。

　　此外，美国的大规模对外投资背后是企业和资本的力量，背后是一个一个企业，跨国公司把自己的商业模式、科技能力、核心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则更多的是吃补药，国内缺什么就补什么。

　　所以，未来中国企业需要通过对外投资来获得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

　　美国在华投资赚钱多，中国在美投资限制多

　　俞敏洪：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中，商务服务业占32.7%。我本身也是在服务业当中，但是我不认为矿产金属、土地、农业投资对于中国不重要，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需要未来掌控世界性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打造中国更结实的经济基础。

　　所以，说到中国企业去国外投资，大家都说要投资到商务服务业中去，我觉得不是这样。

　　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都在寻找自己的投资方向。第一代企业家都是从做矿产、房地产或者是资源开始的，所以眼光一定都是落在这些领域中间，因为这是他们的专长。

　　我、马云、李彦宏应该算第二代企业家，我们专注教育、互联网、文化以及金融服务等软性服务业更多。当下一代企业家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有新的投资方向。

　　哈利·塞亚丁：在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中，90%以上的会员把中国视作投资环境极好的国度。

　　在对中国的投资中，亏损企业凤毛麟角，大多数企业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而且他们的投资回报周期比大多数国家都要短，所以这些公司认为中国投资环境很好。

　　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国家，他们用赚来的钱在中国进行再投资，即利润再投资。2014年3月份，这个数字达到130亿美金，同比增长30%。说明这些公司认为中国是未来投资方向。

　　目前的中国需要创新，我们希望更多美国中小企业把创新精神和创新的产品拿到中国来。

　　博睿：1996年，沃尔玛在香港开了一个购物中心，现在在中国，沃尔玛发展到了400多家店，雇员超过9万名。沃尔玛在中国取得的成功，代表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榜样。未来，我们对中国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门店数量虽然排名在四五名的样子，但收入额是最高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除了美国之外的最大的市场，同时可能跟美国相匹敌。

　　李稻葵：中美之间互相投资的兴趣是非常之大的，美国企业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可以复制，它们需要中国市场。

　　然而，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投向美国的规模仅占到总规模的2%，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企业想进入美国市场，但比较难。

　　美国有两个重要行业，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行业。对于高科技行业，一方面很多高科技企业是小企业，我们企业家不太懂得跟小企业家去沟通。比如说，乔布斯在十几岁没有成名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的李彦宏会去投资乔布斯的企业。

　　另外一个障碍更加严重，美国很多政治家很担心，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的科技企业，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甚至影响核心竞争力。

　　对于美国的金融行业，这是美国经济的软实力，比如华尔街投资银行、信用评级公司以及相关的会计事务所，中国的企业要想投资它们很难。

　　所以，企业走出去，要高度关注商业之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阻碍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制约因素。比如，当地某一条法律现在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个法律会变，新政府上任以后，国会一换，出了新的法律，对我们的投资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劳工关系非常重要，很多企业在国外很有竞争力，很有活力，但是劳资关系没有处理好，往往成为致命的失误，所以要高度关注商业之外的风险因素，仔细去把握。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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