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晓宁 葛顺奇

　　2011年全球FDI规模1.5万亿美元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动荡中，2011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仍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平均值，达到1.5万亿美元，但仍较2007年峰值低约23%。

　　由于经济再次陷入不确定状态，且主要新兴市场可能面临低增长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预计，2012年全球FDI增长速度将放缓，流量将稳定在1.6万亿美元左右。

　　2012年前5个月，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数额下跌。并购公告的减少也表明FDI流量在本年余下几个月将持续疲软。长期展望显示全球FDI增势稳健，如果不发生宏观经济动荡，全球FDI将在2013年达到1.8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1.9万亿美元。

　　2011年，各主要经济组别的FDI流入量都有所增长。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增长了21%，达74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6840亿美元；转型期经济体上升25%，达920亿美元。全球FDI流量在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达较高水平，证明了经济的活力和这些国家对未来FDI流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UNCTAD预测，在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都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

　　2011年，跨国并购上涨53%，达5260亿美元。这一增长由大额交易（交易额超过30亿美元）数目的增加引起（从2010年的44起升至2011年的62起）。这反映出股票市场资产价值的提高与运作买家资金实力的提升。尽管绿地投资额已连续两年下跌，但2011年稳定在9040亿美元，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绿地投资仍占总额的2/3以上，持续了金融危机以来并购增长但绿地投资仍占主导的模式。

　　国家主权基金（SWFs）表现出对发展进行投资的极大可能。SWFs的FDI量仍相对较小，至2011年累计约达1250亿美元，其中约有1/4在发展中国家进行。SWFs可以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发展金融机构或其他私人部门投资者合作的方式，投资于基础设施、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包括绿色增长行业的建立。

　　跨国公司（TNCs）的国际生产扩张，现金水平达历史新高，但其却未用所持现金进行投资。2011年TNCs的国外分支机构雇用了约6900万职工，销售额达28万亿美元，增加产值达7万亿，比2010年增长9%左右。TNCs的现金持有量达最高水平，但截至目前尚未转化为投资的持续增长。当前的现金“过剩”可能会导致将来FDI的激增。

　　发展中国家在UNCTAD的FDI吸引力与贡献指标的排名在上升。今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8个是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而10年前只有4个。2011年，蒙古首次跻身前列。前十名以外的许多国家在排名上有较大的改善，包括加纳（16位）、莫桑比克（21）和尼日利亚（23）。

　　UNCTAD另一大指数——FDI潜力指数显示出，有许多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已比预期吸引更多FDI，包括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马达加斯加和蒙古。

　　各地区FDI流入趋势

　　非洲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LDCs）已是第三年面临FDI流入量下降。但非洲的前景是乐观的。

　　2011年流向该地区的FDI下滑大部分是由北非的撤资潮引发的。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FDI流入量已恢复至370亿美元，接近其历史最高水平。

　　流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FDI增长了14%，创造了新的纪录，达到3360亿美元，占全球流入量的2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继续经历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涨，东盟国家在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正日益增强。流入东盟的FDI达到1170亿美元，增长了26%，增速远高于东亚的9%。

　　南亚地区的FDI流入回弹至390亿美元，尽管当地的政治风险和障碍需要解决，不过采掘业并购的兴起推动了南亚地区FDI的流入。西亚地区依旧受到区域和全球性危机以及2011年该地区动荡局势的影响，FDI流入量连续第三年下降，2011年仅为490亿美元。

　　由南美的FDI增长驱动，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外资增长了16%，至2170亿美元。本地区最大的东道国巴西的FDI流入量达到667亿美元。该区域的部分国家日益注重产业政策的运用，并通过提高关税等政策手段鼓励本地生产。此类政策已经开始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并导致所谓“壁垒跳跃”（barrier-hopping）型的FDI流入。

　　对于东南欧的转型经济体，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和格鲁吉亚，经过两年的停滞之后其FDI有所复苏，达920亿美元，大部分由跨国并购交易组成。在东南欧，由颇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和自由进入欧盟市场推动，其制造业FDI增加。

　　独联体国家中，资源型经济继续从自然资源寻求型FDI中获益。俄罗斯联邦继续占据该地区FDI流入的最大份额，其FDI流入增长到历史第三高的水平。

　　2012年，欧元区危机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复苏的脆弱性将对发达地区FDI的复苏形成严峻考验。

　　并购数据表明，与2011年同期相比，发生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跨国并购在2012年前3个月下降了45%。绿地项目的发布数据显示了相同的趋势（下降24%）。虽然2012年贸发会议的预测表明北美FDI流入保持稳定，欧洲FDI流入温和增长，但这些预测仍存在相当的下行风险。

　　投资政策双向调整

　　各国的投资政策呈双向调整趋势：一方面，大多数国家仍继续开放并促进各行业的外国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的监管与限制措施也进一步出台，其中包含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更多国家调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政策领域：（1）通过引入新的进入壁垒或强化甄别程序（如农业、医药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政策进行调整；（2）针对采掘业，制定更多监管政策，包括国有化程度要求；征用或撤资要求；提高企业所得税率、特许使用费以及合同重新谈判的成本。

　　该两项政策都是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2011～2012年，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出，很多国家采取了更重要的措施。鉴于国内的高失业率，引发一系列担忧，即FDI流出可能会导致就业出口，削弱国内工业基础。其他政策目标包括诸如外汇汇率稳定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等。已经付诸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FDI流出限制以及外商投资遣返激励两方面。

　　国际投资决策不断变化。每年新增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数目持续减少，区域投资决策则在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投资决策中一大重要因素。许多有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设想涌现，但尚未付诸实践。

　　截至2011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包括3164项协定，其中2833项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331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涵盖投资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协定。2012《世界投资报告》主要国际投资协定中将不再包含双重征税协定）。

　　2011年共计签署47项国际投资协定（33项双边投资协定和14项其他协定），与2010年的69项相比，传统投资协定的签署继续失去动力。造成该种现象，原因在于：（1）逐步转向区域性协定的制定；（2）国际投资协定越发饱受争议并具有政治敏感性。

　　虽然，数量方面，双边协定仍占主导地位；然而，经济意义上，区域主义日益重要。这种转变能巩固和统一投资规则，表明迈出了多边主义的第一步，新协定无需淘汰旧条约，旧条约亦不能代替新协定。区域化将增加协定层，而并非导致协定简化和趋同，促使国际投资协定网络更加复杂以及倾向于重叠和不一致。

　　新一轮投资政策正在出台

　　鼓励投资并使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首要的。新一轮投资政策正在出台，政府将实行议题内容更广泛且更复杂的发展政策，同时建立或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

　　“新一轮”投资政策将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以吸引投资并从中受益。这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上引发了特定的投资政策挑战。国内层面包括：将投资政策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投资政策，以及确保投资政策的关联度与有效性。在国际层面上，则需要拓展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发展维度，对国家与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平衡，以及处理IIA制度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为应对这些挑战，UNCTAD已制定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IPFSD），由以下三部分构成：（1）投资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2）国家投资政策指导方针；（3）IIAs的设计与使用选择。

　　UNCTAD的IPFSD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国家投资政策、谈判或审查IIAs提供参考。它为国家与国际投资政策的探讨与合作提供了共识。IPFSD以“动态文档”的形式设计，并包括一个网络版本，后者旨在建立一个交互的开放式平台，吸引投资团体就涉及未来投资政策的包容性与参与式发展的IPFSD相关意见、建议和经验进行交流。（作者分别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世界投资报告》的中文版由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组织翻译）

（责任编辑：he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