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投资银行业33年后，身为摩根大通全球投资银行业务、资本市场及并购业务主管的任志杰（Jeffrey Urwin）又挑起了另一副担子——担任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今年5月，任志杰正式从纽约移至香港办公，全面负责摩根大通在亚太区的发展战略，同时兼顾他在全球投资银行业务的管理职责。这也是摩根大通首次委派全球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常驻亚太区。

　　“对我而言同时担任亚太区CEO和全球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后的一个有趣变化是，我们的投资银行家经常会在很多交易问题上征求我的意见，比如如果美国有一家公司有兴趣出售，过去他们常常会问我能出售给哪个欧洲客户，现在他们会问我能出售给哪个中国或亚洲客户。”9月12日，任志杰在天津参加“达沃斯年会”间隙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笑言。

　　中国，无疑是摩根大通在亚太区的一个重要阵地，去年6月与第一创业证券成立合资券商后，今年4月入股百瑞信托也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持股比例为19.99%；5月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又宣布完成增资25亿元，注册资本达到65亿元。此外，摩根大通还投资了一家由发改委牵头多家中外资企业共同投资的中外合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约为51亿元，摩根大通占股24.9%。

　　目前摩根大通对合资券商持股比例为33%，而证监会日前就修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的修改是将外资在合资券商中的持股比例上限从33%提高到49%。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最近有关外资持股比例的政策变化为证券合资企业带来的潜在机会。”任志杰表示。

　　尽管今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任志杰对于新兴市场发展前景仍颇为看好。“欧美企业的信心普遍不足，跨境并购活动低迷，但亚洲企业仍对市场有很大的信心，更加热衷于开拓新的业务和市场。新兴市场对我们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企业与投行部合并

　　《21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尤其是投行业的监管，作为资深投行人士，你认为这会对投行业带来何种影响？

　　任志杰：对于不同地区，监管改革的影响有所不同。美国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因为美国监管机构可能是对2007年金融危机最先且最迫切作出回应的。例如众所周知且引发热议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沃尔克法则”，这些都对金融业强化了监管。

　　显然，监管改革将对所有投资银行产生影响。我们认为监管改革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改革提高了银行业的透明度，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及流动性，加强了对银行系统的信任感。但我们担心的是监管改革能否在所有市场均衡平等的实施，所有银行受到同等的监管制约。如果在某些地区，某些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不够严格，从而使得那个地区的银行获得相对于其他银行的全球竞争力，这将令人担忧。

　　监管问题相当复杂，转到亚洲工作之后我发现我们的业务遍布亚洲14个国家，每个国家可能有4-5个监管机构，我必须与所有这些监管机构打交道。而所有的监管机构往往主要关注他们各自管辖的领域，很少有人负责把握全局。但任何监管者如果要试图加强监管，都需要评估某个监管政策或制度对整个监管系统造成的影响。

　　《21世纪》：今年以来摩根大通先后将资金和证券服务部、投行部和环球企业银行部合并，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对集团整体运作有何影响？

　　任志杰：虽然我是个投行家，但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企业银行的发展。一般提到投资银行，人们往往会想到股票交易及销售、市场交易、融资服务、并购等等。而我所关注的是客户层面，于是我从客户入手。

　　对于一家企业客户，我们需要确定每个层级都负责哪些事务。首先，董事会的职责是为一家公司的发展提供指导方针和大方向，他们要负责公司治理。如果一家公司要被出售时，董事会就有责任为公司股东争取到价格最大化。在摩根大通，同客户董事会接触的是级别非常高的主管人员，比如摩根大通的副董事们。摩根大通共有大约20位副董事，而很多客户董事同时在3-4家公司的董事会兼任职务，与之沟通建立关系网，这就意味着人脉。

　　然后是首席执行官，他管理一家公司的日常运营，策划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了解所在行业，清楚各项产品，而且实实在在地领导公司朝着既定方向发展。那又是什么人同首席执行官打交道呢？是我们的客户主管，他们切实负责公司与客户的一切互动。

　　接下来是首席财务官。首席执行官一旦制定了一项战略，首席财务官便会认真研究总体资产负债表，思考如何满足这项战略的资金需求，考虑资产负债结构、公司信用状况，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杠杆操作。那是资本市场的范畴，为其服务的是我们的资本市场银行家。

　　再下一级是司库。面对现有的资产负债结构，作为司库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进行日常流动性管理，摩根大通与客户司库互动的是我们的企业银行家。

　　一般而言，这就是一个公司的运营方式和结构，而我们需要满足客户每个层面的服务需求。我们曾经划分了投资银行、企业银行和资金及证券服务，而资金及证券服务所提供的产品实际上是企业银行的一部分。

　　将投资银行和企业银行区别开来相当于形成了两条垂直的业务线。现在我们将它们整合连接到一起，能够实现对客户自上而下的纵向覆盖，不论是在系统、信用,还是在管理基础设施上，都能更加高效。将这三个部门融合到一起是合乎逻辑的一步。我们在美国已经应用这种客户服务模式，相信很多竞争对手也将纷纷效仿类似模式。

　　《21世纪》：对企业和投资银行部门进行如此大力度的整合，是否意味着要进行裁员？

　　任志杰：这次合并并不是从削减开支的角度出发的。将两个部门合并，更主要的是为了加强客户服务。我们通过两套技术系统服务同一客户，目前公司已经启动了旨在融合这两套系统的项目，因此更多的成本节约是在系统方面而不在前台人员上。而且考虑到客户的垂直组织结构，我们仍需要不同层面的业务人员满足不同层面的客户需求。

　　投资合资担保公司

　　《21世纪》：今年4月你被任命为摩根大通亚太区CEO，这也是摩根大通首次委派全球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常驻亚太区，能否谈谈公司在亚太区的战略规划？

　　任志杰：我在投资银行工作了33年，在职业生涯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25年前，我主要专注于新兴市场。我早年也在南美工作过，还曾担任雷曼兄弟全球新兴市场业务主管。

　　但今天的新兴市场与25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5年前，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远不像现在这样完善。当年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大力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金融系统、法律系统改革。此外，他们也专注于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港口、公路、铁路、电网等。

　　新兴市场的发展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但我认为像中国、巴西和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属于新兴市场。我更多地将其视为高增长市场，或者说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投资银行在高增长市场中的发展着实令人鼓舞。因为这部分国家正着眼于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尽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终将变得更为完善和深入，投资者群体也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在高增长市场中，许多企业致力于走向全球。我们必须具备在各个地区和各类产品方面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这对我们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机会。

　　《21世纪》：摩根大通在中国也进行了很多投资，包括成立合资证券公司、入股信托公司、对法人银行增资等，你如何衡量这些投资的回报？未来还会做哪些投资？

　　任志杰：中国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长期机遇，我们将继续扩大投资。除了成立证券合资公司、对本地法人银行增资和信托公司投资外，我们还投资了合资担保公司，将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宗旨。从长期来看，使中小企业直接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也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的高收益债券市场逐渐发展起来，这种趋势在中国也会逐渐显现。我们也希望能在技术和产品层面有所贡献。一部分我们将直接来做，一部分通过合资企业来做。

　　我们对在中国的投资非常满意，也会继续抓住新的机遇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的业务。例如，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最近有关外资持股比例的政策变化为证券合资企业带来的潜在机会。

　　我们正通过自然增长的方式持续稳步推进在华业务发展。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分行网络布局，但我们最关心的不是分行的数量，而是分行设立的地点。我们希望更好地配合监管机构的要求，了解他们的预期，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的业务需求决定分行的设立地点及速度。

　　美国企业放缓跨境并购

　　《21世纪》：欧洲央行最近宣布推出救市新计划——直接货币交易（OMT），即无限冲销买债计划，你认为这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有何影响？

　　任志杰：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表态，对市场已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也是欧洲达成真正解决方案的第一步。为什么之前没有走到这一步？因为此前他们一直没有真正的压力和紧迫感。

　　这多少可算是此次危机的一个转折点，但欧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危机，还必须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为银行业提供财政框架和监管框架。由于改革可能会引发主权方面的冲突，改革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以德国为例，大批德国民众认为他们不应该援助西班牙和希腊。但德国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还是要担负起领导责任。欧元区如果不改革，危机就不会结束。

　　《21世纪》：尽管欧洲央行的承诺带来希望，但希腊仍然面临救助金可能不能及时到位、国内民众反对紧缩等众多挑战，退出欧元区的风险仍然存在。你如何看待希腊的命运？

　　任志杰：欧洲当局正在竭尽全力确保希腊不退出欧元区。希腊不退出欧元区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退出将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比两年前如果退出时的严重程度要低一些。我认为欧元区不会因希腊的退出而解体，但欧元汇率可能要承受更多压力，而且希腊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希腊的GDP在危机期间已经萎缩了20%，可能还会再下降5%。欧洲肯定也无法独善其身，但我认为欧洲的局势是可控的。

　　《21世纪》：今年以来，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金融风险逐渐暴露，这是否会令摩根大通放慢对新兴市场的开拓步伐？

　　任志杰：与欧美市场相比，亚洲市场的表现仍然令我鼓舞。目前欧洲在宏观层面仍挑战重重，许多人甚至迫不及待地撤出欧洲市场。即使是在摩根大通最大的市场美国，企业目前对市场的信心也很不足。我在美国生活了20年，企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市场缺乏信心。

　　看看并购市场的交易量能够衡量企业对市场的信心程度。企业对市场信心很足的时候，并购交易活动非常地活跃，而信心不足时，并购交易则非常清淡。今年到目前为止，跨境并购交易额为6000亿美元。2007年，并购交易额最高时曾达到8700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分别是6200亿美元和3200亿美元。现在的交易量与2009年市场陷入低谷时相比增加了一倍，但仍然远低于2007年的最高水平。

　　影响企业信心的因素包括大选、财政悬崖以及不够明朗的法规及财政政策。此外，大众也对大型企业怀着敌对情绪。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大公司时，需要在公共关系方面下很大功夫。许多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都表示他们希望放缓并购交易步伐，而通过并购实现增长。

　　在中国，最大的争论点是其能否保持7.5%的GDP增长。但欧洲的GDP增速是-1%，美国GDP则从去年的4%跌落至1.75%。拉丁美洲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巴西的GDP也从6.5%滑落至2%。相比而言，中国7.5%的GDP增速仍然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水平。我与亚洲很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打交道时，他们的话题仍然集中在业务拓展、开拓新市场以及进行跨境并购等活动，这与欧洲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责任编辑：zhoulin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