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回顾
友好合作时期（1972年—1982年）。中日友好合作10年之所以出现，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1.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由过去的孤立、对抗、敌视到尼克松访华、中美靠近，是一次政策上的大转弯；2.日本追求新的市场与能源地，中国可以说是十分符合这个条件的国家；3.中国急于打破孤立的状态。基于这三点原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迅速开始。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9月25日实现访华，9月30日即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双方结束不正常状态、中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1978年，邓小平访日与福田纠夫首相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也吸引着日本的资金与技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中日交往最初的10年——友好合作时期。
摩擦与合作的10年（1982年—1992年）。这段时期的第一个摩擦事件是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日本当局将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对华侵略扩张的内容美化为在大陆“进入进出”；但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很好的互动：比如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包括现在的首相野田佳彦也在其中；日本随后也分10年邀请3000名中国青年访日，可以说是当时中日友好往来的一个缩影。接着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带来了4700亿元的第二批日元贷款，是第一批对华援助贷款的近9倍。1986年出现了第二次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又出现了光华寮事件。
1988年竹下登首相访华，带来第三批8100亿日元援助。邓小平专程从北戴河赶回北京，感谢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1992年日本天皇夫妇首次访华，明仁天皇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天皇，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经历过战争疏散的痛苦，因此对战争反省得相对较好。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也访问了日本。这是中日的第二个10年——摩擦与合作的10年。之所以出现摩擦是因为经济合作方面出现问题，但通常表现在历史问题上。
对立与合作时期（1992年-2002年）。1992年中日双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进入市场体制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速时期；而日本则在1992年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低迷，紧接着就是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即将还有失去的30年。这期间中日双边贸易由1992年的289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57亿美元，中国对日的贸易顺差已经从当时的50亿扩大到了249亿美元。特别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吸引了日本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但是在农产品和纺织品的方面，两国出现了贸易摩擦。对立的原因除经济上的压力外，传统安全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对抗与合作的时期（2002年—2011年）。这一段时期比前面的30年更加严峻，双方已经到了紧张化的状态。我们称小泉纯一郎为右翼、保守派，他在日本政界有些特殊——没有属于自己的势力。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日本首相任期一般最多两年，但小泉却做了这段时期最长时间的首相，他的主要手段一是改革，二是打历史牌。这一影响持续至今，现在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也很有市场。他一方面搞改革，另一方面打历史牌煽动民族情绪，中日关系则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
经济方面，日本2001年到2004年对华出口增长率为25.3%，但日本出口增长总率只有4.5%；日本对外投资增长率为-7.2%，但对于中国的投资则是46%。对华的投资比重从1990年的0.6%增加到2004年的12.8%。日本资本之前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害怕中国的政策会变，很多大企业此前一分钱没有投，这一时期则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日企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极大地带动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造船业、海运业，因为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不够，很多零部件需要从日本国内运到中国来组装。
但这一期间中国人民也出现了一些抵触情绪，比如丰田进入中国的第一则广告就惹怒了中国网民。有人认为丰田的广告让“狮子敬礼，这是第二次卢沟桥事变”、“日本对中国的新一次战争”，丰田公司做了好多工作才使事件平息下去；立邦漆的广告也出现了这种引起中国网民民族情绪的情况。
其间，中日关系也出现过几次反复：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破冰之旅”；2007年温家宝访日——“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访华——“迎春之旅”；2008年4月胡锦涛访日——“暖春之旅”，特别是2009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上台后，中日关系得到极大改善（鸠山由纪夫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方案，而且该方案最初排除美国）。
这是中日关系40年历史的回顾。
合作与竞争
合作是主题，但也存在摩擦。比如中日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到2011年飞速增长，人员往来由1万人次增长到570万人次，中国常住日本人口近100万，日本常住中国20万，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为2万，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12万。日本对华投资700多亿美元；在华的企业有2万多家，间接雇佣了1000万人。
近年来中日双方的角色在互换：中国对日投资超过100亿，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的速度加快，日本媒体惊呼“中国在购买日本”。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老龄化的日本需要中国市场，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去年仅自然死亡就减少了12万人。日本教授曾开玩笑：“中国人不用害怕侵略，照这个速度500年后日本列岛上就只剩下1个日本人了。”日本对华出口占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0%，中国对日出口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日本成为中国排在欧盟、美国、东盟之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日本的技术提高产业结构，特别是在节能、环保领域。未来在构建一种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中，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很有必要。
但中日之间缺乏一种互信的机制，两国之间的感情很冷淡。2011年8月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国民都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这已经成为常识；但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为28.6%，下降10%；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为20.8%，下降6.5%。其中58.4%的中国公众、63.29%的日本公众认为原因在于领土问题。原因其次是中日缺少互信（25.6%、31.6%）。
根据2012年4月舆论调查：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占30%，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占20%。
缺乏互信机制的原因
第一是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相互适应。以往常常是日本作为一个强者，中国处于弱势位置。现在由于中国发展快，日本压力很大。比如1992年中国的GDP为日本当年的12.7%，2010年则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从1997年到2007年10年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多，去年（201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日本国家预算的两倍，而且其国家预算的近半是依靠发行国债；这样的发展速度确实给日本带来压力。
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艰难改革。改革均是由易到难。经济是考虑怎样做最有效率，而政治是考虑怎样分配最合适。中国目前的状况，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而日本社会则失去发展的动力，如果不改革就会走下坡路。在这一点上，两国都需要坚决改革才会有希望。但艰难的改革需要民意的支持，因而执政者有时会借助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是领土与领海纠纷。日本是个岛国，领土观念与中国人有本质的差别。由于人多地少，日本人具有很强烈的土地意识，甚至当年日本投降时有人想到“满洲”去投降，想在那边投降后获得土地。所以日本对于领土、领海问题的坚决程度令我们咋舌。
第四是军事安全问题。随着经济逐步发展，我们的军费开支也逐渐增多，目前排世界第二（外国估计为1400亿美元），美国第一（7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近600亿美元）。之前我们会为日本庞大的军费支出感到忧虑，现在换成日本人担心也是正常的。
第五是地区主导权及国际影响力的竞争。在南海问题、湄公河护航问题上日本频频施展话语权，表明了在与中国争夺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主导权。
第六是历史问题的阴影。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等历史问题在中国人心中留下永远的伤痕，因此这也成为影响中日互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将来历史问题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淡。
第七是美国因素的影响。按基辛格的话来说：不好不坏的中日关系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国会尽可能地阻止中日关系过好或过坏，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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