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第五个年头，并以和平合作双赢的诚意、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接受时，一些外国学者却妒火中烧，频频创造新词，抹黑“一带一路”。这其中的不少论调都不值一驳，有的则被回击得体无完肤。

但近期，一种冠以“中国债权帝国主义”论调逐渐在国际场合流传起来。连月来，笔者数次在国际场合听到类似逻辑与对中国的相关怀疑。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以有效的方式应对此类论调对“一带一路”进一步建设的混淆与干扰。

2017年底，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China’s Creditor Imperialism）的评论文章，勾勒中国借用主权债务强迫他国臣服的“帝国主义形象”，文中提及中国近年来收购或投资建设包括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希腊比雷埃夫斯、吉布提、肯尼亚蒙巴萨等海上港口要冲，构陷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中国迫使这些国家为避免债务违约，痛苦地选择让中国控制本国资源，并丧失本国主权。文章将中国描述成“一个新帝国巨人，用天鹅绒手套隐藏着铁拳，压制着那些小国”，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实现神话般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

文章刚发表时，并未得到很高的关注，但2018年初被“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全文刊登后，许多国家的报纸和网站争相转载，一些智库也开始援引类似观点。数周来，笔者参加几次国际研讨会，也收到一些外国学者来信，均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债权？中国会如何处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前段时间，笔者在总部设在泰国曼谷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演讲，一位听众当着在场40多国外交官的面挑衅性地问道：“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时，允许那么多国欠债，是不是有什么战略目的？”

当时笔者回答“一些国家欠债给中国，中国应更着急”引起全场会心大笑，并陈述“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是基于市场规则，目前看多数项目都已或正在实现双赢效果，在场许多人都点头肯定。但细想起来，这个“债权”议题仍需要更深远、更具体的舆论回应。

“债权帝国主义论”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虽然源于印度学界，却与美国智库界近年来关于中国的美元债权威胁评估形成了全球舆论共振，也与近期西方舆论对中国“锐实力”、“金德尔伯格陷阱”、“放高利贷”、“项目不透明”等国际指摘遥相呼应，很精准地迎合了国际社会一些人对新时期全球崛起大国的时代想像：中国虽没有重复西方列强在早期的军事主义道路，却仍在以新的方式塑造着国际霸权。

更糟糕的是，该论调唤醒了“一带一路”地区的一些人对二战后欧美国家在亚非拉国家实行资源低购、商品倾销等“新殖民主义”的记忆，并怂恿一些人在历史事例上找到关于所谓“中国债权帝国主义”的更多引证。这种“中国威胁论”就像升级版的流感病毒，急需抗生素的更新换代，中国未来泛泛地讲爱好和平、不谋求武力扩张，恐怕不足以回应。

可以想像，类似论调会加剧“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猜忌，干扰中国与当地国在实际项目上，尤其是那些以开发性金融为主要操作方式的大项目的推进顺畅度，甚至有可能会升级成为下一轮“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逻辑，将正常的项目利润、基本赢利范畴阴谋化、野心化与帝国化，进而阻碍中国走出去的进程，并试图遏制中国崛起。

“债权帝国主义”论调的出现与蔓延，提醒国人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未来的艰难与严峻程度。过去四年多，“一带一路”快速进展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像。不过，良好开局并不等于成功的全部。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下一轮消极舆论，一定不会只是在宏观层面上的简单否定，而是在项目细节、具体操作、金融财务等微观层面上吹毛求疵。这就要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的普遍认知后，让“一带一路”建设真正进入精耕细作的战略发展期。

比如，“债务帝国主义”说法的核心论据是，欧盟国家3%赤字率和60%负债率的静态标准作为所谓的“债务警戒线”来衡量“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状态，进而批判中国利用重债对穷国牟利。事实上，这种标准不适用于新兴经济体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以近年来经济增速稳定在7%左右的斯里兰卡为例，中国贷款建设汉班托塔将使斯里兰卡经济如虎添翼。中国企业凭借成熟的建设经验、技术、资金获得汉班托塔港项目，所获得的99年土地租期也属于斯里兰卡针对全球企业的一般通则。斯里兰卡经济偿还债务、并保持可持续性发展不成问题。应该说，该项目恰恰是“一带一路”各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例证。

可见，对“一带一路”精耕细作，不能只是在对具体重大项目前期评估、中期验收与后期运营上的精耕细作，还需要对项目所涉及的地缘政治、经济效应、债务可持续、社会融洽度等综合变量进行更加精细的评估与舆论的预先引导。

另一方面，“债权帝国主义”论调恰恰在反向地提醒国人要增加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尤其是那些重大工程的透明度。“一带一路”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基础长期薄弱，政权更迭相对频繁，国家偿债能力短期内较弱，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势必要考虑更多的金融与财政变量。如果有较透明的投资规划与财务预期，对中国投资者（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会有促进作用，对国际社会的舆论猜测同样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应。

中国对外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项目的透明化，将极大地推进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与可借鉴性，对中国国家软实力更有极大的提升。目前约有4万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存量近2万亿美元，且每年仍在高速增长。这些企业多数都是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贸易等，运营实践中蕴藏着大量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比如，在中国企业通过改善当地基建，集聚人口，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当地土地财政，进而使当地政府偿还中国贷款，最终获得双赢结果。总结好这些项目运作经验，将会使国际社会更仰慕中国智慧，也使全球治理多了更多有效的中国元素。

面对“债权帝国主义”等看似精准、实则拙劣的诸多抹黑中伤，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势必要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迂回战的心理准备与战略安排。

第一，要有“百年工程”的持久耐力推进“一带一路”未来建设。“一带一路”不是短期工程，也不是暂时倡议，而是已升级为直接决定中国崛起成功度、持久性的长期战略，与“中国”这个国家品牌美誉度密切关联。诚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百年工程”，“一带一路”也要着眼于长远。持有“一带一路”的耐力，关键在于巩固现有的成果，并进一步优化现有存量，稳中求进地扩大未来增量。在具体合作的“互联互通”上，要花大力气推进基建的“硬联通”、政策的“软联通”以及民心的“巧联通”。

中国各大城市都有一些百年前西方国家留下的工程，接受当下中国老百姓褒贬不一的评价。目前中国人投资与参与的那些“一带一路”工程与项目，同样会在未来接受当地国民的评判。而这些评判的好坏直接建构了未来中国的口碑。只有真正造福于当地，出现一个又一个中国人造的“百年工程”，那些当下所谓欠下的“债务”自然是被他人视为是值得的。

第二，要有“经典案例”的攻坚精神推进“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做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样板国家，将会产生事实胜于雄辩的有效舆论引导作用。粗放化的贪多求全不是当下“一带一路”的要务，而是需要精细化地聚焦。应该集中力量针对几个对华关系较友好的国家、地缘战略支点性较强的城市、先前基础较稳的项目，如中巴经济走廊、埃及苏伊士产业园等，要结合政产学研团队作战力量建好，形成示范性功能、标杆性效应，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国际舆论，逐渐形成“一带一路”的强势甲方。

这个方面，高校、智库、媒体的作用都非常重要。中国学者要努力把好的“一带一路”项目进行案例化的总结，写入更多商学院的MBA、EMBA、MPA教程中，尤其是把以中国智慧为基础的国际产能合作、金融服务、跨国融资、PPP模式等经验进行理论性、学术化的归纳梳理，通过与当地国家的机构合作组织国际会议、出版论著、发表评论、接受采访等方式，在思想与传播领域广泛地主导国际话语权，回击国际上的抹黑言论，助推下一轮“一带一路”建设。

第三，要有“先易后难”的迂回策略塑造“一带一路”的中国甲方角色。推进“一带一路”积极态度代表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取心，但不能形成中国是在上门推销或兜售的国际印象。送上门的东西往往不好，这是人之常情的想法。但过去四年多已充分证明了“一带一路”是中国人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中国应有充分自信，若有兴趣与中国合作，中国很乐意；若不愿意或不理解，中国也不强求，未来再想来合作，那可不一定是现在这个“价”了。

“先易后难”的迂回，并不是中国在挑肥拣瘦，而是市场化、商业化的惯例。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积累了足够令人信服的发展经验，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无数中国企业也创造了令国际肃然起敬的中国信誉，持有这样商业自信心，会让“一带一路”更有价值、更令人着迷。

总之，针对“一带一路”层出不穷的国际舆论，中国应该保有定力，既在战略上藐视，将其视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善于在对手与敌人的挑衅中成长发展。正如有人将“一带一路”视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回顾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风风雨雨的国际舆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刁难、误解、中伤、抹黑可能只是开始，但成功与光明的前景是可预期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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