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国企》杂志

　　只有准确评估政体风险，才能确保投资成功

　　梅新育

　　在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中，东道国政府市场准入等方面政策变动始终是海外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政治性风险之一，准确评估这一风险的大小、概率，是跨境投资正确决策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政体之下，这种风险概率往往大相径庭。纵览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会发现，与行政主导政体、中央集权制国家相比，实施竞选政体、地方自治制度的国家这种风险较高。因为这种政体会激励政客排斥外国商品、企业、劳工。相反，在行政主导政体下，政府决策者更看重外资带来的就业、财政收入等实际利益，相对没有那么强的动机去推翻对外资的承诺、协议。

　　在竞选政体下，这种针对外国商品、资本、劳工的道德风险往往爆发成为恶性政治暴力风险。在201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焚烧中国鞋事件中，最令人惊心的就是当地警察对这种严重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埃尔切市长马西亚斯、西班牙制鞋业协会主席拉法尔之流“头面人物”甚至公然为暴徒和渎职的警察开脱。

　　在多年来令首钢秘铁公司焦头烂额的劳资纠纷中，秘鲁劳工部长坎查里也是如此。此人以前是首钢秘铁公司工会领导人，由于经常组织和挑动工人罢工而被首钢秘铁公司开除，结果由此在秘鲁政坛名声大噪，一举当选国会议员，并曾担任劳工部长。在坎查里的策划下，前几年首钢秘铁公司工潮频发，而发动这些工潮的理由又往往子虚乌有。如在2004年6月1日开始的罢工中，工会声称组织罢工的原因是待遇低于同行水平，而根据公司方面的翔实材料，该公司矿工平均日薪41.25索尔，加上其他奖金补贴，实际日薪105.53索尔，在秘鲁矿业中位居第二。

　　此外，上述道德风险随政府层次而异。着眼于中央政府权位的全国性政客必须较多地考虑国家外交利益，地方性政客则无需顾及国家外交利益，因此，中央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低于地方政府。而东道国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东道国政制。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或地区，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对较少也往往不够强硬，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较高；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对地方政府首脑实行任命制，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乌纱帽效应”相对强硬，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相应较低。

　　俄罗斯剧变之后曾多年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领导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地方领导人由此常常自恃民意基础而与联邦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典型如20世纪90年代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就在中俄划界、经济改革路线等问题上屡屡与叶利钦政府相左，也多次针对华商发起不友好行动。2004年10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以压倒多数通过地方政制改革议案后，地方领导人从直接选举改为任命，这类地方政客与中央唱反调的政治性风险显著降低。但近两年俄罗斯政治改革，地方自治程度提高，地方政府首脑转回竞选制度，这种潜在风险相应回升。倘若没有普京这样的强有力中央政府领袖，这种潜在风险很可能迅速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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