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一直在努力保护本国工业。目前印度已经退出16国进出口合作——RCEP的讨论，并试图与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进行单独讨论。而近日，印度又宣布了一项决定。
据3日晚间消息，印度将对350种被视为“非必需品”的商品增加进口费用。据悉，印度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清单，包括玩具、电子产品和纺织品等产品。除此之外，印度还将为这些产品增加一项“质量检查”。
对此，印度表示将有利于其国内产业的发展。而分析师则指出，印度此举有可能将对中企的产品流入印度市场造成影响，因为仅电子产品一项，中企供应就占据了印度总进口量的30%，相当于每年200亿美元（约1411亿元人民币）。
另外，印度约95%的进口玩具来自中国。此次印度再次出台新规以对玩具的质量控制要求来限制中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达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据悉，样品将从每批货物中随机抽取，并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海关将根据检测情况履行质检要求。显然并没有想过给予相关企业过渡期。这将导致我国许多生产企业无法及时调整生产和出运。不符合新规将无法在印度清关最后可能甚至被销毁，费用由进口商承担。我国部分企业获知消息已停止向印度出运相关产品货物。
实际上，印度并非此刻才开始保护本国产业。在过去六年里，印度对农产品、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等许多产品流入该国市场的费用都有所上调，而这也恰恰暴露了印度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众所周知，印度一直致力于发展制造业，但目前制造业在该国GDP中的占比仅15%，而且增速缓慢，无法为印度经济带来内生性的增长动力，印度产品的竞争力也因此相对较弱。然而，尽管一路为其本土产品保驾护航，印度的经济数据依然令人担忧。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印度的GDP增速仅录得4.5%，比第二季度的5%还要低；而相比起去年第二季度的高位（8.2%），则更是一次急剧下降。显然，单方面的保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的经济问题。
分析师指出，印度曾创下“平均每天修27公里高速”的记录，但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仍是该国工业发展的最大阻碍。虽然印度目前和日本、欧洲国家在铁路建设上都有合作，但从长远来看，印度未来还是不得不向“望向海外”，而中企将是其唯一具备资本、技术、效率、经验和行动力的最佳合作对象。
印度经济下滑不同以往
印媒：印度面临“西方式”减速
《印度快报》网站11月3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一样的经济下滑》的文章。文章称，对印度来说，经济增速长期大幅放缓并不新鲜。自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至少遭遇8次历时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大幅下跌，目前这次是2018-2019年。
增速逐季下滑
文章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经济放缓主要是由干旱导致的农业部门收缩、战争或国际收支压力造成的。只有到近30年来，相对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农业在拉低或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才有所减弱。
相比之下，当前的经济减速——从2018年一季度到2019年三季度，每个季度的GDP增速都有所下降，几乎没有复苏的迹象——这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它发生在明显的政治稳定时期，掌权的是单个政党占多数的政府中地位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其次，此次经济增长放缓也不是由于普通的“F”因素（食品、外汇和财政）造成的。如今，农业几乎只占印度GDP的15%，而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年均食品消费价格通胀率仅为1.59%。印度也没有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事实上，外汇储备在今年11月22日达到了创纪录的4486亿美元。莫迪政府可能已偏离了将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的原定计划，但2014/15年至2018/19年的平均3.7%要比团结进步联盟执政五年期间的5.4%好得多。
文章称，如果说莫迪时代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莫迪政府也没有经历过战争或油价飙升等“外部”动荡。即使2018年开始的美中贸易冲突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也无法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或者2013年的“缩减恐慌”相提并论。
复苏或更艰难
文章认为，与之前的经济放缓不同，前几次的先兆或者诱因都是食品、外汇、宏观经济方面的轻率行为或者外部冲击等供给侧的紧张造成的，而印度现在遭遇的经济放缓更多是“西方式”的减速，并因为国内政策失误而加剧。
这次经济放缓的核心原因是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即民营企业在2004年至2011年的投资热潮中积累的债务，变成了主要是公共部门银行的不良资产。类似的不良贷款增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曾出现过，迫使银行清理资产负债表，而印度公司也进行去杠杆化，这影响了瓦杰帕伊政府时期的经济增长。
文章称，但当时与现在的区别在于，这次的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尽管早在2014年12月就由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指出过，但还是被放任恶化，并蔓延到非银行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等比钢铁、电力或纺织具有更大“传染性”的行业。
更糟糕的是，废钞行动和毫无准备地推出全国统一商品和服务税给农民、小生产商和中小企业带来了伤害，而他们是最不应该为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担责的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反过来抑制了消费需求，包括对上市公司和其他有组织的企业的产品的需求，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从废钞行动和统一商品和服务税中获益。
文章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政治和宏观经济都非常稳定的时期。如果以经济史为鉴，西方模式的减速——主要是信心、情绪和“需求”危机——往往旷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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