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overseas investment is becoming the tendency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资本会有一个更大的数量投向海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些历史形成的缺陷，又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额外的阻力

　　20世纪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国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比起发达国家有着天生的弱势，因为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海外扩张、开拓殖民地和资源掠夺的过程，那些国家的企业很早以前就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求自己的生财之道，而那些落后国家也就是被殖民和被迫开放市场的落后国家的人们，虽然一直很努力地去学习和理解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但一直只是被局限在本土狭小的空间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些没有被殖民的国家，由于长期落后，缺乏国际竞争力，也一直无法拥有“走出去”的资本、知识与能力。而当它们发展起来之后，国际市场早已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占领，要“挤进去”，谈何容易，往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逐步取得一席之地。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则会仰仗其各方面的优势，用各种方法阻挠落后国家“走出去”的进程，从政治到外交，从规则的制定到舆论的压力，处处都可以看到强者维护其势力范围的努力。

　　这里特别值得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武力和战争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发达国家资本和企业当年“走出去”的时候，那些商船是由国家的炮舰或是在前面开路或是在后面护航的。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用17~18世纪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和德国、日本崛起之后发动世界大战的历史来论证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会挑起战争。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军事能力的差距之大，已经使得新兴国家无法再把武力扩张作为自己发展的可行之路。而全球市场的形成，则使得通过贸易和投资进行“和平发展”成为现实的选择，尽管困难重重，但总归已经成为落后国家得以实现自己梦想的可行方式。

　　然而，发达国家早年用国家机器帮助企业走向世界的历史还是提醒落后国家的人们：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是需要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军事服务不再是选项，其它的服务，例如外交、信息、财政、人力、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服务，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有助于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克服弱势，发挥优势，少走弯路。

　　中国的资本和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比较其它国家，包括与当今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也包括与早年发达国家资本与企业“走出去”的过程相比较，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出于各种原因，中国最近这些年的储蓄率特别高，这使得中国在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十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50%GDP的高额储蓄，全部变成国内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产能过剩的问题，或因短期内基础设施投资太多而引起经济过热，所以，要去海外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要么是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官方资本输出），要么是由企业投入到国外的资源性产业或制造业领域。当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以减少投资总额，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使居民更多地获得增长的实惠。但是，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这就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资本会有一个更大的数量（不一定是更大的比例）投向海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中国本身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一背景来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刚刚开始，大潮还在后面。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全世界的外国投资中，中国会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第二，作为一个较大的内陆国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内部争斗而几乎没有对外扩张。领土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取得新的经济资源，而是为了保障“中原”的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文化理念是“内向的”（inward looking），或者说是“内斗”的，有了问题不是求助于对外扩张而是更多地诉诸内部再分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具有对外侵略的传统）。外部世界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需要去关注的。近代落后而被列强侵略的历史又往往使人们更容易选择闭关锁国而不是对外开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家变得更加封闭，更加“自力更生”，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导致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严重落后，直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人聪明且善于学习，许多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上也开始走上移民的道路，但是中国企业走到世界上去发展，只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中国人真正开始以投资者、企业家的视角去了解外部世界，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进程。所以，历史决定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但由于知识准备不足，人力储备不足，在短期内一定会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信息成本”，这会体现在大量投资低效甚至失败；体现在中国企业会因知识准备不足而面临巨大的风险，无论是宏观的风险还是微观的风险；也体现在政府和企业对“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重重阻力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主动应对的能力。落后本身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知识准备不足，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第三，1949~1978年3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决定了中国拥有较大规模的国有经济部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私人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GDP的70%都来自非国有部门（包括外资企业），大量国有企业也实现了产权重组变成了非公有经济，但国有企业拥有较雄厚的资本实力和较优秀的人力资源，相比之下具有首先“走出去”的实力。国家对企业的公共服务，也较为容易在国有企业的活动中得以实现。因此，第一批实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尽管也有不少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活动（包括移民群体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的一些投资活动），但多数因规模较小而不成“大的气候”，不大为人所知，不被媒体报道。这就给世界上的许多人一个主观印象：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国有企业“走出去”；于是连华为、中兴这样典型的私人企业，因为规模较大，也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国有企业。这就产生了一系列在对外投资问题上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究竟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政治行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国有企业“走出去”是否会引起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而一些国家不断以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受政府指使为借口，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设置重重障碍，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

　　中国对外投资正在形成新的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有些历史形成的缺陷，又有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额外的阻力。正是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更多的研究，要求我们这些进行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人们，深入下去，揭示真理，纠正谬误，提出建议。（摘自王梅著《中国投资海外：质疑、事实和分析》樊纲序言，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陈醒摄影）

（责任编辑：lixue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