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开启新的开放红利。”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感慨。经济增长换挡之际，必须“走出去”面对满路荆棘，寻求新增长极。

　　12月9 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五大任务，将“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道列为三大重点战略。这是自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一带一路”写入《决定》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明确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正经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诸多政策和制度安排正为资本、货物和服务“走出去”创造条件，今年至少有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进一步开放及走出去战略，并将自贸区试点从上海扩展至广东、天津和福建。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新规，放宽对海外投资的限制，10亿美元以下交易不再需要审批。10月，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98%的对外投资事项已不再需要审批。11月，国务院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境外投资的要求调整为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以为境外投资松绑。

　　据《财经国家周刊》不完全统计，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外事活动中，至少单独向15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推介过高铁、核电及基建项目，17次谈及互联互通及中国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有其现实背景。去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从11月数据看，数项经济指标回落，PMI创9个月来新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无论是寻找新增长极，还是重构国际贸易版图、助力实体经济，或者是消化过剩产能和过剩外储，同时获取国内紧缺资源，走出去都是必然选择。

　　走出去也有其现实基础。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达849.2亿美元，全年预估1200亿美元，总规模将超过境外对内投资，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估算未来5年中国将实现对外投资6500亿美元。这一数字未来10年内可能超过1.25万亿美元。

　　中国谋篇布局，已不再囿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过去，“中国式扩张”一直存在轻质量、重数量的现象。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真实现状，除融资艰辛、融入艰难等老问题外，恶性竞争、同室操戈现象严重，一些央企、国企的高消费、低效率广受诟病，由于考核机制扭曲所导致的投资短视、缺乏大国声誉感责任感等问题也有显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对外投资营收持平比例达62%，亏损达23.8%。也就是说，10家企业走出去，只有1家真正赚钱。

　　尤其当民营企业走出去已占据“半边天”时，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教育培训所导致的盲目投资，以及各部委之间难以避免的属地之争，让顶层设计变得尤为重要。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感慨：“我们开始设计游戏规则，一些‘穷兄弟’却改变心态，学会了玩地缘政治。”

　　大国弈棋，举手投足都颇费思量。对于热得发烫的走出去，眼下最缺的还是冷思考。

　　12月5日，《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中国政府网举办的“文津圆桌”就此进行研讨。同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10多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央行官员，20多名央企、国企和金融机构高管、民营企业家，以及参与“十三五”规划研究的数位学者，勾勒出新一轮走出去可能出现的问题征兆。

　　一位央企高管说，既然是不得不做，那就不仅仅是以外养内“赚快钱”，还要给全世界带去最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跛脚的爆发式增长

　　2011年前后，李昀凌任职广东华坚集团副总裁，负责为这家3万员工的大型制鞋厂寻找海外产业转移之地。当时，东莞制鞋工人月均工资3000元，企业2%的年均毛利已无法支撑人力成本。深入调研后，他选定在埃塞俄比亚设厂招工，当地人工成本仅为东莞的1/10。

　　随后的情况让人惊喜。企业每年增加了8个点的利润，再加上就地采购原料和销往欧美，因此享有非盟生产地出口欧美免进口税的特权，一下子又节省出3个点的利润。并且，埃塞俄比亚政府规定，外资设厂前7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利润率又提高到13%左右。这对于年产值50亿元的华坚来说，无异于从每年赚几千万元的微利企业，摇身一变，收益翻了10倍之多。

　　李昀凌说，近两年产品贸易开始不好做，沿海地区外出设厂企业多了很多。离开华坚后，他创办了一家服务于企业走进非洲的公司，最近刚为一个老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非盟总部大厦旁买了地，做起了房地产。“很多企业还对非洲矿产感兴趣，当地没有大宗商品交易所，我打算申请一个，就地交易。”

　　像李昀凌这样的人还有一大批，在新一轮走出去中寻找商机，每天忙碌奔走于全球各地。

　　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表示，随着中国崛起和新常态到来，“走出去”表现出三大变化，一是国家从吸引外资转为净投资国，从量变到质变；二是走出去的产业，从中低端制造业转为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核电、水电、高铁等成为中国名片；三就是民营企业悄然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投存量5434亿美元中，民企占比已达44.8%。

　　联合国《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外国直投流量1.41万亿美元中，中国的走出去呈爆发式增长，首破千亿美元，于美、日之后排名全球第三。

　　商务部数据也表明，截至去年底，中国1.53万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投企业2.54万家，分布于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资产总额近3万亿美元。其中，2013年非金融类和金融类直投就分别同比增长19.3%和50%，创历史新高。

　　前述司级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商务部正着手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将投资决定权归还企业，以备案制替代审批核准制。届时，99%的项目将采取备案形式，仅1%敏感产业需要核准，这将进一步释放企业对外投资的潜能，“目前不过是刚刚起步”。

　　企业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协调与指导。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殷礼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企业严重缺乏产业链配套统筹，制造业通常只拥有上游的零部件配套，缺乏下游运营商，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丰富多彩”的运营商，产业布局落后。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周明春也深有同感。他说，中国造船业的短板就在研发、设计、品牌和人才，竞争基础薄弱，早年的规模扩张使得企业自主科技含量低、经济附加值低，“如果还是以量取胜，中国船企的国际空间将越来越小，甚至会退出国际舞台”。

　　在中国企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分布上，也存在过于集中的情况。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有四个行业对外投资流量超百亿美元，出现惊人的行业集中度。

　　采矿业、金融业、房地产、批发零售业四大行业的2013年累积投资额达816.2亿美元，不但领跑全球行业增幅榜，还占据中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5.4%。存量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这五大行业，累计存量5486亿美元，高达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3%。

　　也就是说，去年过千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八成以上投给了采矿、金融、房地产等少数几个行业。其中，采矿业就接近七成。

　　一位央企高管直言不讳地说，外需下滑导致一般贸易增速有限，因而即便在北美，2/3的资金也流向采矿业。“别以为我们在美国会大力投资科技研发，采矿和房地产才是大头”。

　　“偏颇”的走出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能带来多少真实效用？

　　顶层设计难在哪

　　作为“走出去”桥梁的“一带一路”，战略上东接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将彻底改变沿线各国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也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带一路”不仅与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机制交织，还会为它们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

　　然而，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白皮书，却被数位编写者评价为“只把各部委项目捋了一遍而已”，缺乏有制度安排、架构搭建以及包含金融、法律等配套制度的顶层设计。

　　前述央企高管就提出，“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走出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欠发达国家最缺的是基础能源建设而非高铁，且高铁的高成本让其难以承受。换位思考，它们更需要构建绿色能源网络，因而中国需要因地制宜，认清其阶段性需求。

　　眼下，中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区域合作定位及目标上也不一致，境外同一项目常出现多头管理。“做菜”应该是企业，但“请客”却是中国政府，“埋单”的则是国内金融机构，缺乏统筹规划。

　　不少人士建议，顶层设计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各司其职，要有长远战略考量，也要有细节成败观。

　　周明春认为，宏观层面，各部委应避免“属地之争”，为企业考察境外政治、经济、法律等现状，建立灵活的长效评估机制，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和财税、金融支持力度，简化支持程序。“上层做好顶层设计、中层负责具体协调，基层落实工作，形成一整套促进走出去的操作体系。”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外汇管制、资金和保险、税收支持等政策也要落地。”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看来，国家制定战略规划，应包括发展定位、产业和区位选择、投资趋向、合作方式等，要对高铁、石油等重要行业制定专项规划。“‘一带一路’开了个好头，因而‘十三五’应区别于‘十二五’，从避免企业盲目和无序对外投资出发来制定政策”。

　　顶层设计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不太可能这么细节。”前述司级官员摇着头，且不说各种配套需调动的人力、物力，仅其牵涉的各部委相关利益，就是大难题。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和央行各家难以协调，就连同一部委的不同部门，职能重叠也难免画地为牢。

　　更为关键的是，“一带一路”白皮书的项目梳理，多少有一些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如此跨时空的宏大战略和全新的游戏规则，能不能让所有的国家在“双赢”中顺畅接受？

　　这便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顶层设计不只需要摸清家底和他国底细，还要有策略和实施路径，应先抓外贸外交。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的，短期内很难具体规划，宽泛一些也才能留足战略空间。”前述司级官员指出，这不是狭隘的写项目规划、修路建桥，而是要着眼于中国对外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权，需要国与国的共同合作。

　　例如，2010年10月就开始启动的中老铁路项目，曾是泛亚铁路规划的重点，但2011年一度传闻项目被取消，2012年又传出中国给予老挝政府70亿美元贷款的消息。其实，两国至今还未敲定融资方案。

　　“4年拿不出谈判结果，并非个例。”知情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设立霍尔果斯自贸区一事，1990年代就有意向，中国已着力推进了数年，至今未果。

　　“顶层设计何时能架构丰满，大家都很期待。”商务部前述司级官员表示。

　　“金主”心态要不得

　　11月北京APEC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 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转自《财经国家周刊》作者：聂欧 宋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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