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受访者：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采访人：田田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得到国际上外交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外交学学科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今外交学研究为何繁荣？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或学派？目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国际政治研究》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田田叶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近年来主要研究外交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著有《当代中国外交》《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等。
田田叶（以下简称“田”）：您能否先介绍一下中国外交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张清敏（以下简称“张”）：外交学研究的对象是外交活动，外交学研究与外交实践具有密切联系。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曾一度非常活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外交失去开花结果的机会，也就不再有外交学的研究。
从源头看，今天的中国外交学研究是舶来品。外交学及与现代外交有关的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独立自主等都源于西方。有些是在中国抗拒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开始接受的。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意识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必要性，于1862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被看作是现代外交制度在中国的肇始。两年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将惠顿（H. Wheaton）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翻译成《万国法》，成为中国引进的第一部介绍国家间规范的著作。1876年，联芳、庆常等将德国外交学者查尔斯·马顿斯的《外交指南》翻译成《星轺指掌》。国际法和外交学著作被译成中文表明，与外交相关的思想和理念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形成而传入中国的。
有学者认为，1906年美国学者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的《外交实践》（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及1916年萨道义（Earnest Satow）的《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的出版，是外交学从国际法学分离而自成独立学科的标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就有对外交学的介绍。有研究显示，“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1902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1919年，北京大学改革学科制度，废科改门设系，将政治学划归为法学学科，“政治学系形成了以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行政学、外交学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外交学是五门主要学科框架体系中的一个。
从1921到1927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必修科目包括“政治和外交史（周览、陈源主讲）”。1927-1937年，政治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外交史”（蒋廷黻主讲）和“西洋近代外交史”（张忠绂主讲）。在西南联大时期，又增加了“外交行政”课程。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后留校任教的陈体强先生在西南联大讲义基础上出版的《中国外交行政》至今仍然是这个学科难得的佳作。1930年，为培养外交事务专门人才，在南京红纸廊的政治大学设外交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当时独一无二”的外交学专业。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出版了多种外交学的教材和辞典。因此，中国国际法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周鲠生先生认为，外交学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的一门新学科。
需要指出的是，受欧洲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学一开始是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被引进的，当时主要用“国际法”“外交学”或“外交史”等称谓，还没有出现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这样的概念。应该说，外交学是中国国际研究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设有外交学系。1954年，在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为迎接中国外交可能出现的新局面，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的基础上设立外交学院。此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设立国际政治系，虽然研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以国际政治的面目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外交工作迎来新局面。1980年，外交学院复校即设立外交学系，被称为外交业务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国内唯一的外交学系。1996年，教育部开始设立外交学本科专业，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设立外交学系，至今有24个高校招收外交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受美国传统的影响，当今国际研究多被称为国际关系，国内多数大学设立了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部分。
田：那么，当今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
张：外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特别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外交实践的影响。概括来说，中国外交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消化或中国化及研究多元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当今中国外交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的外交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外交学的理论和成果。对产生于欧洲的外交学学科，晚清开始有介绍，民国期间有了一些成果。早在1942年，即欧美国家废除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的当年，郭节述将英国外交家尼科尔松（Harold Nicolson）于1939年出版的《外交学》翻译成中文。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1957年，《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首次被翻译成中文，1984年，根据新的版本，又重新翻译了该书。1949年11月，为了学习苏联，新华书店在东北出版发行了摘自时任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大辞典的一部分，以《外交》的名字出版,用以指导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改革开放之初，该辞典全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正式发行。这本在当今国际外交学界颇具争议的外交辞典，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视野下的外交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国际倾向，对中国外交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外交学院周启朋、杨闯等教授组织编译的《国外外交学》，不仅翻译和介绍了欧美主要国家代表性的外交经典，也选择和翻译了社会主义苏联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理论代表，第一次从全球视野引进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外交学研究成果和代表性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介绍了美国对外政策（比较对外政策）的流派渊源，并把1988年发表于《国际组织》上的“双层博弈”理论翻译过来。十年以后，国内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个理论。后来，周启朋等又翻译了巴斯顿的《当代外交》，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组织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外交学译丛》，这些译著将国外外交学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上功不可没。
第二个阶段是外交学的中国化。外交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外交学研究界接受的第一个政治任务，但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中国学者在翻译引进国外外交学著作的同时，逐步尝试出版自己的教材。直到1997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外交学概论》才得以出版。随后又有多种版本的外交学教材，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民国时期的成果。
除了这些基本的教材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还编译了一些丛书，包括国外外交官的回忆录；一些退休的中国外交官员回忆录；中国驻外使节外交生涯丛书；介绍外交外事知识的丛书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工作的领导人，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回忆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亲历的中国外交大事或外交经历。这些与外交部组织编写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和《中国外交辞典》等一起，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第三个阶段是外交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经过引进消化而形成,外交实践既是外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中国外交学研究服务的对象。随着中国外交领域的扩大，行为体的多元化，中国外交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特点。与之相适应，外交学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涉及不同行为体和不同领域的各种形式的外交应运而生，对外交的不同方面或对各种形式外交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如外交思想、公共外交、城市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外交礼宾礼仪、卫生外交、主场外交、多边外交、环境外交、首脑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多种形式和领域的外交空前活跃，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众多类型或形式的外交中，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这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关系密切。2004年，中国外交部设立公共外交处，后来升格为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如今，中国有全国规模的公共外交学会，一些地方政府设立地区性的公共外交学会，不少大学设立公共外交中心，如吉林大学设立公共外交学院。这些努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发表的关于公共外交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中，以“公共外交”为主题进行搜索，该数据库最早收录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58年。从1958-2000年，中国学术期刊网每年收录以公共外交主题的文章不到十篇，2001-2008年，该数据增加到100篇以上，2009年超过200篇，2010年为475篇，2011年为699篇，2013年最多达到894篇，随后文章数量开始小幅度减少，2014年为838篇，2015年为822篇，2016减少到755篇。可以说，公共外交的研究势头已经超过对外交学的研究，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外交学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外交学最早是从国际法分离出来的，但是，后来由于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越来越被看作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与国际法学科渐行渐远。国际法研究的很多问题都与外交学有密切联系，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成果，但很少受到外交学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关注，两者之间的沟通也不多。2016年，菲律宾将关于南海诸岛的争议诉讼到海牙国际海洋法仲裁法庭，显示了外交与国际法之间的密切关系。
外交斗争需要国际法，国家法学界对国际法在中国外交领域中的地位有了新认识，中国国际法学会所在地——外交学院于2016年创立《外交与法律》的学术期刊，试图在外交学与国际法的沟通和交流方面搭建起一个平台。考虑到外交学与国际法之间的渊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动向。但与所有学术研究一样，这个尝试能否成功，不仅需要学界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需要中国外交实践中国际法意识的增强和对国际法的重视。
田：您认为当今外交学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张：当今外交学之所以能够繁荣，既有大的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从外部来看，国际上形势的变化是外交学繁荣的主要原因。如苏联的解体，国际形势的缓和，消除了东西方冷战国际格局对外交这种和平手段利用的限制；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力量的崛起，更多的国家获得独立，外交行为体数量不断增加；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合作需求的增加以及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议题方面作用日益突出，等等。在新的环境下，外交手段有了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世界更期待使用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力量来解决国际上的分歧。
国际格局变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是美国地位的变化和美国对外交的重新认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仰仗超强的军事实力，在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中频繁使用军事手段。美国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政治上更加被动，最终导致其实力下降。
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这个概念提出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有问题，需要修补”。这里说的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正是外交，是对美国在国际上强调实力、忽视外交做法的反思，是对外交本质的回归。军事手段的无能，实力的下降，客观上导致了对和平外交手段的倚重。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迎来了外交学的复兴。
在国际研究学会（ISA）1996年圣·迭戈年会上，一些研究外交学的学者提议成立外交学研究分会，次年该分会正式成立。外交学分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研究会的主要期刊上发表关于外交学的论文，出版相关外交学专著，并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创立了专门研究外交学的学术期刊——《海牙外交学研究》。
外交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复兴给中国外交学的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中国自身的变化是外交学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逐步改变了原来被动应付的局面，中国外交越来越主动，外交活动越来越活跃，对外交外事人才的需求增加，开设外交学专业的学校和招收外交学本科专业的学校在增多，研究外交的学术群体在扩大，关注外交学的人越来越多，这推动了中国外交的研究。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以前国际上多数外交学研究者对中国并不了解，在研究中也很少关注中国的外交实践。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外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国际上一些研究外交学的学者受邀到中国进行访问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参加相关学术活动，促进了中外外交学界的互动和交流。由此，中国学者对国外外交学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也开始将中国外交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重视中国外交的实践和经验。这也是促进中国外交学学科繁荣的原因之一。
田：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或学派？
张：中国外交学研究虽然有百花齐放，但并无百家争鸣。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学已经形成了流派，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赵可金在详细梳理了中国外交学研究的状况后提出，“外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这种看法有其自身的逻辑，是国内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
我不认为中国外交学的研究已经形成所谓的学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际研究学界就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或外交理论。学派的形成不仅需要主观意愿，而且需要有代表性的机构和学术阵地，以及代表性的团队和代表性著作来宣示和证明，这是一个客观过程。如果能够称为学派，与其他学派相比也要有显著特点。从这些角度看，中国至今尚未形成在国内具有共识并被国际上所公认的“中国学派”或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如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有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的努力尚未成功，自然也更谈不上形成学派的研究群体内部的不同流派了。具体到外交学的研究，研究成果不少，但简单重复的多，创新观点少，有些将同一个观点发在不同的文章内，也有同一作者在不同文章中表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更谈不上学派。
田：有学者认为，中国研究外交学的学者群体存在采用广义和狭义外交学概念进行研究之分，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中国研究外交学的学者群体确实存在采用广义和狭义外交学概念进行研究的显著区别。所谓广义的外交学概念，是把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等国际研究当作一回事，将国家之间关系称之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把国际关系史当作外交史，把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称之为该国的外交，把对外政策决策当作外交决策等。简单地说，凡是与国际挂钩的就是外交。
狭义的外交是把外交学看作“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这一领域所特有的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探索外交行为规律的学科”。从理论分野的角度看，华尔兹把国际关系理论比作市场理论，把对外政策理论比作公司理论，那么，外交学理论应当就是销售理论。它们之间联系密切，但研究对象有显著不同。
在进行外交学的研究时采用广义外交定义概念，从理论上讲有一定道理。因为外交、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三者之间曾经是可以通用的。外交包括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朗曼现代英语词典》认为，外交学就是“有关国际关系的科学”。对外关系或对外政策的总和也常被称为外交，对外政策也被称为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史也被称为外交史。如早期苏联学者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就以《外交史》命名，美国的学术杂志《外交史》等也是国际关系史。如赵可金在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梳理和归类中国国内外交学研究的分野时提出，“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阴影之中”。因此，与其说是中国外交学界已经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如说是中国学者在学习和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而形成的分野，很难说这是中国外交学研究的流派。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少数人认为，作为一个学科深入发展，外交学的研究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独立学科体系，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越来越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进而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科学分出来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随后化学又分离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等。
当然，一个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因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又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这就催生了诸如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等跨学科领域。没有分支学科研究的深入，就不可能有跨学科的产生，正如科学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学科区分，就不可能有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一样，跨学科研究需要建立在每一个分支学科深入发展的基础上。虽然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联系非常密切，但作为一个学科，外交学的研究要发展就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狭义的外交学是以落实国家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为对象的学科。
按照萨道义的理解，外交就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指用和平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萨道义对外交的这种界定强调了外交的三个要素：一是“智力”或“机智”的运用，二是“国家相互关系”或“国与国之间外交事务”的处理，三是方式和手段必须是和平的。尼科尔松转引《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说：“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这个概念突出外交是一个过程、方法和手段。
国内外交学教材和权威的词典对外交的理解多依据萨道义的概念，强调外交是主权国家的特权，是采用和平手段对国家关系的处理。外交受国际关系格局的限制，是对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但外交不是国际关系。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众多手段或工具中的一个，但外交不是对外政策。“对外政策（习惯上多称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进行对外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方针和行动准则。它是由各国政府中央决策机构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一定时期的战略任务，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对外政策是由最高领导人制定的，外交则是由职业外交人员来落实的，两者属于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虽然联系密切，但研究对象有所不同。
从狭义外交学的角度看，外交决策（diplomatic policy）是一个不科学和不严谨的概念。萨道义在界定外交的概念后就提出，“外交这个词虽然在英语中存在不到两个世纪，可是它曾遭到滥用或被混淆。比如说，有时它被用作对外政策的同义词。但对外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而不是由外交家们”。外交的任务是用和平方式落实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国际外交学界普遍认为，“外交部的根本工作就是收集、估计和沟通情报，”具体包括“搜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提出“政策建议”“搜集和储存信息”“政策传递”，提供“服务”和“管理”职能。中国学者也认为，外交部和外交部部长是“专职的外交执行机构和执行者”，而不是决策机构。当今中国外交部的职能也都局限在这些方面。
因此，外交并不制定对外政策,外交和对外政策是国际研究的两个不同学科。实际上，在美国的国际研究学会下属的对外政策分析分会和外交学分会差不多是同时产生，只不过前者是在比较对外政策分会的基础上改名而成，后者则是适应冷战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新建立的。约十年后，两个分会都创办了各自的期刊作为其学科阵地，前者是《对外政策分析》，后者是《海牙外交学研究》。如果从狭义的外交概念出发，把外交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分开，中国远没有形成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更没有不同的学派。
田：中国外交学研究领域出现这种分野的原因是什么？
张：这种分野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术团队和师资队伍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以前没有外交学专业，国内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包括新设立外交学系高校的大部分师资,学术背景多是历史、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一定程度上说，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但从学科本身的发展看，影响了外交学学科的定位。
其次，对外交学研究采用不同概念，或侧重点不同，反映了中国外交或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传统。狭义的外交研究是欧洲的传统，或美国以外的西方传统；广义的外交学研究是美国的传统。外交学产生于欧洲，随着欧洲体系被推广到世界各地，其外交传统也被扩展到各个国家。中国早期（民国时期）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是西欧，比较重视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当今美国以外的外交学界都遵从萨道义对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如尼科尔松也说，对外政策旨在确立国家的目的，但“外交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项宗旨，而是一种方法。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唯一手段”。近期出版的两本外交学手册都专门讨论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和联系，更有外交学研究者则强调,弄清外交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差异，是“外交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最基本的条件”。
采用广义外交学研究的学者继承了美国的研究传统。传统上美国人总将外交与腐败的欧洲联系到一起，把外交看作欧洲欺负其他国家的“肮脏手段”，对外交有一种成见。美国是仰仗军事实力，凭借两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登上世界舞台并成为霸权国家的，这样的历史促成美国依靠军事实力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中，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垄断，再加上议会外交程序复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外交在美国政治中价值的贬低和外交学研究的衰落。
冷战期间，美国处理国家间关系需要的是战略家和博弈理论家而非外交家，权力政治和战略研究成为国际研究的主流，主要依靠“实力、胁迫、情报等现实主义资源，而很少依赖外交技巧和说服等软实力资源”。在国际研究非常发达的美国，外交通常被用作治国方略（statecraft）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同义词。实力政治的主导地位压缩了使用外交这一和平手段的可能性，外交自然也就只能成为国际关系的陪衬。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追随美国，采取广义外交视角把外交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混淆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差别，把外交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或者把两者当作一回事，是中国国际研究学界深受美国传统影响的体现。
田：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张：中国的外交学研究有两个悖伦，看似相互矛盾，但又密不可分，严重制约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第一个悖论是把外交学神圣化和泛化。所谓将外交神圣化，是因为概念不清而把所有涉外事务都当作外交，把对外事务或对外政策翻译成外交，把对外事务部或外务部翻译成外交部，强调“外交无小事”外交是主权国家的行为，只有央府从事的涉外活动才被称为外交，其他的涉外活动都只能被称为外事，等等。概念上的混淆和认识上的习惯给外交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外交议题被过度政治化，成为敏感的议题，多数人对一些议题讳莫如深。这种倾向限制了对外交的学理思考和对外交现象的客观研究。
所谓将外交泛化，就是凡涉及国外或对外交往的活动都被笼统称为外交，外交的泛化导致外交学成为一个容易出名曝光的显学。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不同形式和领域的外交应运而生。这种趋势虽然使外交学研究的面铺得越来越大，但似乎并没有推动外交学研究的深入。以当今外交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公共外交研究为例,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学会、学院、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热衷公共外交机构如雨后春笋。这种现象的一个后果是，不少人认为政治（外交）关系不好，或者国家形象不好，通过公共外交，借助媒体手段努力包装，一切都可以好起来，违背了外交的本质和规律，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甚至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针对外交学研究泛化的状况，国外学者提出，“我们必须停止对创造‘新型’外交的迷恋”。有学者提出，“如果什么都是外交，那么外交什么也不是。一个概念不断扩大最终将变得毫无意义，”呼吁“真正的外交站起来！”
第二个悖伦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两张皮”和“混为一体”外交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外交谈判、调停和斡旋、外交调研与办案、领事保护与外事管理、外交制度乃至外交礼宾和礼仪等，都是外交学中实践性很强的内容。离开了外交实践，外交学科学建设就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外交学历史上的大家,如格劳秀斯、黎塞留、卡利埃、威克福、萨道义、尼科尔松等外交学领域的巨擘，既是历史上外交活动的实践者，也是外交学的思想家。
在中国的外交学研究中，存在着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相互脱离的问题。中国既没有学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也缺乏实践者与理论工作者有效沟通的渠道。学者没有实践经验，大多数外交学研究不免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之气。而实践经验丰富的外交工作者，很少或很难将自己的经验升华到理论高度。如前述的外交学理论著作和教材，以及有实践经验的外交人员的回忆录之间，鲜有互相借鉴的内容。另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是，请一些具有外交实践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做兼职教授，讲授外交学。大部分能够讲授一些亲身经历、珍贵的逸闻趣事，也可以分享自己的非常有价值的体会和感受，但若期待他们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则是一个过高且不符合实际的要求。
这个悖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外交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太密切。与西方国家研究相比，中国多数所谓从事国际研究的学者，特别是自认为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多喜欢从事规范性的政策研究，特别是那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问题智库、从事国际研究特别是外交研究的学者中，热衷于政策解读，而相关政府部门喜欢那些能够将政策包装成研究成果，以学者方式按照内宣思路对外宣传的人。结果是研究者或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混为一谈了，制约了学术意义上理论的产生。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就很难有自己的理论。
当然，这种悖论是国际外交学界与中国外交实践面临的众多类似问题的一个缩影。如在当今的国际外交学研究领域，一个共识是外交在复兴，但随着外交形式越来越多，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对外交概念的把握更加复杂，到底外交是什么越来越不清楚了，因此，外交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外交工作越来越重要了，中国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但外交部的地位在下降；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却越来越强调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中国外交学研究所面临的这些悖论是当代外交学发展时代特点的反映。
田：目前，国外外交学研究的进展如何？
张：当前，国外外交学研究很活跃，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新特点或新趋势，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外交学复兴是由小国主导和推动的。这是外交学研究中最明显特点。虽然美国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引领和推动当前外交学研究发展潮流的主流并非美国学者。例如，1996年，在国际研究协会（ISA）圣地亚哥年会上提出倡议、推动设立外交学分会的主要学者是英国人夏普（Paul Sharp）、荷兰人梅里森（Jan Melissen）、以色列人科恩（Raymond Cohen），美国前外交官斯坦普尔（John Stemple）和戈德斯坦（Erik Goldstein）等。10年后，他们创立了专门研究外交学的学术期刊——《海牙外交学研究》，该刊编辑部一直设立在具有外交传统的小国荷兰，两位主编分别为梅里森和夏普。近年来，外交学研究领域出版的代表外交学发展最新成果和基本趋势的三本书分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当代外交学手册》《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和《赛格外交学手册》三本书的编者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而是具有外交传统国家的学者，他们是当今外交学研究的主力。
欧洲小国学者是当今外交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如2004年赛格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外交》文选，分别是《外交理论》《外交历史》和《当代外交的问题与议题》。这套丛书梳理和挑选不同阶段国际上关于外交学研究的主要代表性成果：第一卷介绍和回顾关于外交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包括外交的概念、渊源、功能、理论等问题；第二卷内容是三百年来外交的演变，包括从“旧外交”到“新外交”发展变化的历史；第三卷集中探讨在新的环境下外交的变化、连续性、面临的挑战等,也包括对外交复兴与危机之间的争论、新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外交中的地位、当代外交的方式和方法等。这套书出版十年来，外交学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产生了一批新成果。2013年，该出版社再次出版四卷本的《国际外交学》，收集和编辑了过去十年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当今外交学发展的成果。每一卷都集中于外交学研究领域的新的方向，第一卷为《外交制度》；第二卷为《多元文化下世界的外交》；第三卷《多元主义的外交——行为体的变化，领域的发展和新问题》，第四卷《公共外交》。
这种状况与外交在他们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或国家对外交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小国因为实力有限，在国际上没有太多的武力可用，因此只有依赖外交，也就重视外交。这些国家政府对外交的重视带动了学者对外交学的研究，学者的研究反过来又进一步服务于这些国家的外交实践。这些国家力量虽小，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外交学研究中几个具有影响的项目，如“未来外交”、“整体外交”和“数字外交”等,都是由小国外交部资助的。
外交学研究的阵地也不在美国，具体来说，在这些学者中有两个中心或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以西欧、北欧小国为中心，成员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些学者，代表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理论与实践》《赛格外交学手册》等；另一个中心是工作在加拿大的一批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多数曾经是外交官，一般都有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经验，在离开外交实践后致力于外交学的研究。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而是主张对一切分歧和冲突都使用外交的手段，其代表是《牛津当代外交学手册》。
第二，就外交的议题而言，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传统外交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是为落实国家对外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不断加强，利益相互交织。在处理众多的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如气候变化、全球卫生、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动员必要资源的权威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问题的根源、规模及解决问题的潜在方法和手段都具有跨国性，有些是地区的，有些是全球的。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就是在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对全球的管理，或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合作解决问题的一种安排。治理包括规则（法律、规范和行为规则）及由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的实体）共同（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和实践。全球治理需要更多行为体通过和平方式参与、沟通和谈判，也就是需要通过外交方式实现目标。
全球治理为外交发挥作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职业外交提出巨大挑战。从外交作用的前景来看，全球治理推动多边外交的更加活跃，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机制的作用在增强，全球合作的需求也促成更多新的全球多边外交机制的产生，如“20国集团”、“金砖国家”首脑会晤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气候变化会议、核不扩散峰会等。这些多边机制受到关注的是首脑会议，但每个机制内部都有多个层次的磋商机制，这推动了多层次或多轨外交的兴起，而且每次多边首脑会议期间，都有各种民间的抗议声音和活动相伴，这些民间力量逐渐被看作是当代外交新的行为体。对传统外交制度的挑战表现为，外交议题的专业化对外交官的专业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了跨职业的外交（transprofessional diplomacy）。随着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和外交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新热点，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多所欧洲大学设立了全球治理与外交学硕士项目，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设立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这些项目和中心的学者多是从事传统外交学研究的人员。
第三，对外交概念理解有了新发展。全球治理中对外交的需求是外交学发展趋势的一个集中体现，但外交学研究或外交本身在全球治理之外也经历着变化。随着外交形式、领域和行为体的增加，国际外交学界对外交的理解已经不再强调其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强调过程。
从目的上来看，外交仍然被理解为落实对外政策、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但越来越多的外交学研究者认为，外交的目的是建立可持续的世界和平与秩序，外交就是一个寻求利益结合点、化解分歧、建立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代表”“沟通”和“谈判”三个主要功能。例如，国内学界一般用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目标或利用外交手段追求经济目标来界定经济外交，对很多其他形式的外交也都是按照这种思路界定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把经济外交理解为在经济领域通过和平方式沟通、交流和谈判取得结果的过程。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上被认为是经济外交主要手段的制裁和援助都不再被看作是经济外交。
第四，外交学研究中对外交行为体的认识在扩大。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外交的主要行为体，国际主流的外交学研究已经不再将外交的行为体局限于主权国家。多数学者认为，外交也发生在不同群体、民族、社会之间，这在非传统外交领域表现得尤其显著。例如，在卫生领域，一些非国家的基金会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捐献已经超过主要国家，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多次讨论非国家行为体在外交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根据这样的形势发展，比较广泛被引用的卫生外交的概念认为，“全球卫生外交是指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为了提高全球健康，试图通过协调和策划旨在提高全球健康水平的政策解决方案的实践”。
第五，外交学研究视角多元化。传统的外交学是从国际法分离出来的一个学科，现在不少学者把外交学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近年来，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交学研究更多地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结合起来。比较新的方法是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新看待和认识外交行为。这些视角把外交学当作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过程和手段，而非仅仅是主权国家落实对外政策的工具。这样就把外交学的发展历史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如早期外交学的研究一般把外交追溯到古希腊，但现在的外交学研究往往被追溯到更早的两河流域，人类学家把外交学的研究追溯到有人类活动开始。社会学理论则从社会演变或社会关系角度看待和研究外交学的发展历程和新的发展趋势。
田：根据国际上外交学发展的趋势，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外交学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或者如何实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外交学研究中国化的目标？
张：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过：“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系统的、科学的外交学。”冷战期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但建立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2016年，戴秉国呼吁，“中国理应着手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思想内涵深厚的外交学理论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外交学的“中国化”，到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外交学或国际研究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外交日益活跃的情况下,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学学界所面临的任务，也是国外交实践发展的需要。
我觉得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或实现外交学的中国化，需要厘清两个基本概念：第一，厘清对理论的不同理解或弄清楚要建设哪种形式的理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王缉思教授在梳理和比较中外学者对理论的理解后说，在西方“一项政治学理论应是试图解释社会现实的一个或一组命题”，“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理论’指的是意识形态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持类似观点的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称前一种理论是“知识导向的理论，可以界定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观点，是知识创造和再创造的成果”，后者属于“行动导向”的理论，可以“把理论界定为行动指南。”
两种理论之间有密切联系和内在逻辑，只有那些科学系统解释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才能成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如《辞海》在解释理论时说，“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中国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因为它“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按照同样的逻辑，能够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一定是能够揭示、解释和预测外交实践发展规律的理论。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作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理论：从“一边倒”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再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当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政策和理论双重功能和属性。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它们既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也指导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从对外政策与外交的关系看，这些理论都是以对外政策式的方式提出来的，中国外交是落实这些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过程。
作为知识的创造者的外交学研究者，其研究对象“是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这一领域所特有的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探索外交行为规律”。将外交工作者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活动，或他们在领导人提出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总结规律，并提出能够解释这种实践的过程，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创建知识导向理论的固有路径。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外交学研究者的任务，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才可以成为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
如果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把自己与研究对象即作为研究客体的外交实践者混为一谈，致力于对政策性理论的落实，不去对落实政策的实践过程进行分析，就不能创造出知识导向的或者解释和预测外交实践发展规律的理论。换句话说，研究者不能在坚持或落实一种理论同时，去提出另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只有把中国外交实践当作研究的对象，把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落实政策，或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当作研究对象，把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分开，才能创造知识导向的理论。完成这种使命的困难在于，外交的政治性及中国外交学与政策的关系，很难把外交当作一种客观实践去研究。
第二，要处理好外交的共性与中国外交的特色问题。外交是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外交实践具有共性或国际性，因此，外交学的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突出外交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如人们所熟悉的晚清末期东西方秩序首次碰撞时所发生的礼宾礼仪之争，就是外交规范的冲突。当代外交规范的发展经历了从地区到全球、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形成了世界所有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基本外交规范。这些规范集中体现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外交是和平落实对外政策的手段，和平是外交的本质，是所有国家外交的共有特点，而不是任何国家外交的特色。任何国家一旦在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放弃和平手段，就不再是外交手段。因此，和平是外交的共性，而不是任何国家外交的特色。
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具有共性或世界性。但是，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不同的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在落实对政策过程中对外交手段的利用和依赖程度也不同，外交在不同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不一样，甚至对外交人员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也不一样，也就具有了所谓外交的国家特色，但这种特色必须在比较后才能形成。例如，鉴于外交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多数国家对外交人员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有的国家会要求外交官办理外交业务，必须要两人同行；有的则规定大使在常驻期间必须经常到驻在国的不同地区进行考察，但必须一人单独行动，不能有随从人员。前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后者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只有掌握了共性，通过比较才能显出特性，显示出不同国家的外交特色。
中国外交是落实中国对外政策的。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的国际性在增加。但中国外交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为了落实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外交需要有国际视野，也要坚持有中国立场，这就形成了中国外交的特色。例如，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强调，“我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国对外工作来说，这是管根本的一条。中国外交不仅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服务,也要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服务。”这种特点只有在比较以后才看得更清楚。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对外政策，这是形成不同国家外交特色的关键和原因。但是,作为知识导向、解释现实规律的理论不能只解释一个国家的外交实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绝不能仅仅解释中国国际关系或外交实践，而是要解释所有国家的外交实践。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已有外交理论的掌握、消化，并根据形势变化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新理论。赵可金认为，“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世界外交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不可能违背世界外交的一般规律。相反，外交学的中国化，首先必须以主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外交的时空背景下，把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中国的外交理论。”这是一种非常中肯的认识。
弄清楚知识导向理论和实践导向理论的关系，明白外交的共性或世界性与外交特色的关系后，可以为中国外交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启示。作为落实中国外交理论的外交实践者，作为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工作者，必须清楚中国外交的特色，否则就失去了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但是，作为把外交工作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知识来源的创造者在进行学理研究、理论创造的时候，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接轨。这里需要强调，与国际接轨绝对不是与美国接轨，向美国学习，而是要摆脱或减少美国国际研究的影响。美国凭借实力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忽视外交，是中国的批评对象而非学习对象。
中国要创造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需要是向那些重视外交的国家学习，从外交学思想家那里寻求学理营养，否则,外交学理论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外交学研究者也要密切关注当今外交实践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特点，关注不同国家的外交特色和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思想内涵深厚”而且具有“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从这个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这一任务仍然是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lixuez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