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出席第40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动金融业开放，包括取消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为中外金融机构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相较于加入世贸组织初期，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增长近10倍。但由于我国金融体量的急剧增加，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占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有所下降——截至二季度末，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占比仅为1.64%。事实上，不仅是银行业，在保险、资本市场等其他金融领域，外资和境外机构的参与度都相对较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潜力巨大。

全球性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让一国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否在聚集生产要素、把握竞争优势中变得尤为关键。鉴于此，在去年国务院部署“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后，制度型开放成为今年的工作重点。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提出，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随后，银保监会推出12项银行业、保险业开放新举措，金融委推出金融开放11条措施，再加上本次对扩大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提供的法制保障，金融业对外开放更进一步。

以目前的进程看，金融业对外开放或将在服务实体经济、风险管控和金融资源配置三个层面，加速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

首先，更充分的竞争和经验共享，将有效提升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强调金融回归本源后，我国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主体以及机构风险防控方面都获得了明显改善。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市场化程度更高，优质境外机构在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发达国家在风险投资和支持科技发展方面富有经验，中资机构开发的新产品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已相对成熟；与此同时，相较于部分中资机构仍在追求规模扩张，外资机构更加重视效益且经营行为更加谨慎。这些境外机构的进入，能在短时间内补充国内金融体系的服务缺失，而在中长期的竞争中，其优势或将逐步传递给中资机构。金融对外开放有望发挥鲶鱼效应，倒逼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尤其是在直接融资、风险定价短板领域，提升经营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除了发挥鲶鱼效应，在重点区域与重点业务方面，外资银行还可以发挥自身在全球金融服务能力和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比如，境外机构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大项目，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点项目支持；强化境内外业务联动，针对中高端客户推出全球化、一站式的私人银行服务。有外资银行表示出对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强烈兴趣，以发挥其在资管领域的业务优势。而这些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现阶段金融服务的不足。

其次，境外投资者的进入，将更充分地激发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能力。

金融市场的一大职能，是通过价格发现和各类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缺少足够的对冲工具和金融衍生交易。而境外投资者的进入或将推进风险工具的成熟和相关法规的完善。根据易纲在上述论坛中所言，央行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造条件，提供足够对冲工具，使各类投资者能够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与此同时，依托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外资和境外机构也可通过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增资、入股，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从目前情况看，一些成长性较好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可能成为外资增资的重点关注目标。

再次，外资的进入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与全球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金融本身就是资源再配置的过程。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金融业对银行机构依赖性较强、储蓄率较高，如何将储蓄资源进行更合理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其他金融部门的作用，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课题。外资和境外机构的进入，可以满足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的其他职能也可以更充分地运用。

此次管理条例修改，再次表明了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金融业对外开放从来不只是金融服务的开放，更重要的是制度型开放。

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推动金融开放政策落地，这一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担忧的声音。其中，如何降低和防范金融开放引发的风险成为讨论的焦点。据市场机构反映，目前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相关内容并没有超出市场预期，同时，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把握了“扩大开放与自主灵活实施并立、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并重、扩大开放与有序推进并行”三大原则。更关键的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本就是我国金融体系现阶段的重点工作，此时的金融对外开放更像是“催化剂”，其可能产生的影响都将在此过程中一一显现，并进一步激发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对于金融对外开放，在强化自主意识、风控意识的同时不因噎废食，更好地“为我所用”，方为理性之举。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