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新图景正在逐渐展开。这种新图景将为我们开展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舞台，也将使我们在思考这一丝绸之路独特性的过程中更清晰地认知中国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所展现出的区域与群体特征。

一、欧亚丝路早期联通

中国展望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观与认知框架在过去、当下与未来不断开拓与创新的过程。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两次西域之行，开启了中原王朝向西看的全新视野，并在既有的民间交流基础上，奠定了中原王朝对于西域认知的基本框架。

随着中国历代王朝西向认知的深化，欧亚区域内部的文明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在唐代得以进一步深化，至元朝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认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凸显与成型，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欧亚东西文明交往交流的代称。

在我们的丝绸之路认知中，不同的线路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质与生态特征，同时也展现出相关人类群体的社会经济与组织结构特性。绿洲丝绸之路为我们展现了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绿洲文明构成的珍珠串般的商贸网络。西南丝绸之路形塑了以茶叶、马匹等物资沟通了中国西南、东南亚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商贸和信息网络，形成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概念。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通过从泉州、广州一直到西亚乃至非洲以海上贸易为特征的交流网络。早在张骞开拓西域之前，在北方草原就存在着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为欧亚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一条最初的通道。经由这一通道，我们得以理解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连接可能及其内在特质，并在这一区域内部人类群体的周期性互动中，历史性地形塑了草原丝绸之路在整个人类文明共同体及其内部交流中的角色与位置。

二、丝路增强文化多样态交流

区域特质源于自然环境。欧亚大陆本身复杂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千百年来人类在各区域内部的独特生活与组织方式并进而影响了当地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沟通方式。各种“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发展，正是欧亚大陆内部复杂性的体现。法国学者格鲁塞认为，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北部，这条纵向的欧亚草原地带分别与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的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及蒙古高原北缘和中国东北部会合。吴于廑先生指出，在欧亚大陆，“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他将这一区域称为游牧世界，并认为，在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明确了这一具有连贯性的欧亚地域区块所具有的独特性，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围绕着这一生态区域，欧亚之间的草原丝绸之路得以逐渐成型。

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发现，具有被称为斯基泰纹的独具特色的金制或铜制动物纹饰器物，在西至黑海周边，东至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的草原地带各处遗址中都有所发现。这充分表明，当时草原区域内部东西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对此，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指出：“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范围，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东方诸畜牧部落的艺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汉代中国艺术产生了影响……诸畜牧部落对于中国艺术的贡献尽管微弱，但绝不是完全没有。中国匠师们并不是单纯的摹仿者，他们将吸收来的一切予以适当的改造。他们也改造了‘野兽纹’，使其适合于自己的审美观念。”可以说，这种跨越欧亚的共同艺术样式，成为我们理解草原丝绸之路内部连续性的重要媒介与契机，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认知古代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窗口与路径。

三、草原传统连接中国文明

草原丝绸之路及其所处的区域，充分参与了欧亚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随着人类认知空间的展开贯穿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同样逐步展现出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在于这一区域所出现的诸多草原游牧政权及其对周边区域形成的政治军事压力，更在于这种多次重复出现的政治军事压力对整个欧亚大陆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冲击与挑战。正是在这种冲击与挑战中，草原丝绸之路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历时性演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区域范围广大，但其自身的内部秩序维持需要保持与外围农耕区域的物质交流，从而形成了游牧与农耕世界之间独特的历史性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结构贯穿于中国乃至欧亚历史的长河当中，随着近代技术与社会形态的转变，逐渐融合进一种更新的工业社会形态之中，并进而成为构筑欧亚各个现代国家的重要基础性力量。中国自身也随着近代转型，以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兼容了农牧生产形态，并一直维系至今。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26个文明类型，其中就包括中国文明。他指出，这些文明的生成都经历了一个内部群体的互动与拓展过程，古代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之后又拓展到长江流域在这之后又在南北两个方向进一步拓展。当然，汤因比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在阶段性上更具特质。我国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自成一体，但她又包含着面向欧亚大陆腹地的三个文化区系和面向太平洋的三个文化区系。从世界的观点来看，这六个文化区系，在大陆与海洋这两大文化圈中又分别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在人文地理上的这种‘两半合一’和‘一分为二’的优势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论述进一步佐证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系统性论述，并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和认知草原丝绸之路及其在中国的历史性形成及其发展中的重要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草原传统连接了中国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少政权是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其中既有地方性政权，更有统一全国的元朝。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内，草原丝绸之路因地缘优势而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这一线路也随着王朝统一与民族融合而与中原内部形成更为密切的交流与互动，从而使其交流的人员、物资与信息超越了草原的单一空间，而承载和连接了更为丰厚、更为完整的中国文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草原丝绸之路才真正内化为“丝绸之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连接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

（本文转自：中国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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