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一超多元”的国际货币格局下，人民币想要打破国际市场对美元、欧元的使用惯性、路径依赖，最终实现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必须不懈努力。面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格局的变迁，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外宏观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严重冲击。为此，需要未雨绸缪，深入研究宏观政策分化的外部性和传导机制，探讨实现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总体框架和有效路径，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阶段目标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有力保障宏观政策实现预期效果，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助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目标实现，形成更加稳健、平衡的国际货币新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8》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逐渐从中国的主权货币发展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过程。在当前“一超多元”的国际货币格局下，人民币想要打破国际市场对美元、欧元的使用惯性、路径依赖，获得广泛使用的网络效应，最终实现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必须久久为功，不懈努力。面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格局的变迁，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经济形势复苏向好，贸易与投资回暖，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巩固，新兴市场企稳回升。我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强压下保持稳健，新动能更加强劲，增长表现好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年内连续四次上调我国GDP增速预测。综合国力提升，改革开放有序推进，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基础。总体来看，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消化前期负面冲击与预期，在波动中显著回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稳定地位。截至2017年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3.13，同比上升44.80%，强势反弹，基本回归至2015年水平。

2010年初，RII只有0.02，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几乎完全空白。由于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的成长，人民币国际化在初期呈现爆发式快速增长，到2015年第三季度RII已经攀升至3.60。之后在国内外金融市场深度调整的大形势下，人民币汇率预期逆转，国际支付中的人民币份额有所下降。随着离岸金融市场上套利性、投机性的人民币头寸加速消失，到2017年第一季度RII深度回调至1.49。而在“泡沫”被充分挤出后，人民币国际化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并且随着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制度红利逐步释放，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彻底扭转前期疲弱态势，触底后巩固回升。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RII已升至3.13，同比提高44.8%，基本上回到2015年的高峰水平，与日元、英镑的国际化水平十分接近。

从结构上看，全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1.79%，同比有所回落；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人民币计价交易综合占比为6.51%，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严重不确定性、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全球占比有较大上升，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力。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人民币在IMF可识别外汇储备中占比达1.07%，同比上升0.23个百分点，表明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显著提高，人民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获得进一步实质性确认。

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国际货币格局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结构变迁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必须进行国际分工重塑和利益格局调整。这势必引发方方面面的摩擦与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甚至爆发局部战争。这种逆全球化行径，严重干扰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亟需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避免对抗升级，尤其要防止局部战争扩大化，为全球经济的稳健发展营造必要条件。

201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实现长期高速增长的政策法宝。进入新时代后，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仍然离不开改革开放，尤其是要实现更大格局、更高水平的开放。开放意味着打开大门，让资金、技术、人才、商品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民福祉和获得感。如果没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没有良好、友善的国际环境，即使中国设立更多的自贸区，对外经济合作也无法顺利开展，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就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

鉴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导致流动性紧缩，冲击国际金融稳定，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和危机发生概率。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外宏观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严重冲击。而这些冲击会威胁到我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将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为此，需要未雨绸缪，深入研究宏观政策分化的外部性和传导机制，探讨实现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总体框架和有效路径，最大限度地减轻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外部政策冲击的负面影响，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阶段目标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今年还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在此期间，我们对内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秉持区域经济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具有跨区域、跨文化、跨经济发展阶段等鲜明特征的国际协调新模式。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不安、令人担忧，但“一带一路”倡议赢得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反响却令人欢欣鼓舞。随着更多项目落地和技术标准等合作规则相继出台，这一由中国主导的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国际协调机制创新已初见成效，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更加公平、均衡、稳健发展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课题组在历史经验借鉴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发展新阶段后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探索我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目标定位和实现路径，并就国际协调的顶层设计、现实突破口、机制建设等给出具体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协调机制也需不断与时俱进。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格局的变迁，原有协调机制难以取得实际效果，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并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新的协调机制。

过去二百年间，国际货币格局经历了英镑由盛转衰、美元主导地位确立和欧元诞生等一系列重大改变，国际协调机制也从由军事力量主导的政治利益协调，到国际组织牵头下的多方协调，再到不断兴起的区域协调。不难发现，每一次主要国际货币的更替都导致国际政策协调的发展演变，新兴国际货币都拥有自己主导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和平台。任何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国际货币，都要接受传统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考验”，不合格的只能被迫退出国际货币竞争；幸存者还必须积极打造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以赢得先发优势，为本币国际化构建制度基础。实际上，创新协调机制的成败，决定了新兴国际货币在新格局中的地位高低。显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必须服从这一历史规律。

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果，有助于丰富国际政策协调内容，提高协调机制的运行效率；同时，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能够营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外部政策环境，确保其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顺利地水到渠成。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由该国经济规模、经济稳定性、产业竞争力、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度决定。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国际竞争力提升等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经济结构转型政策等，毫无疑问，为推进货币国际化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和制度基础。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极大地削弱我国政策效果；单纯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很有可能对周边国家或其他国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引发经济冲突，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有力保障宏观政策实现预期效果，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助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目标实现，形成更加稳健、平衡的国际货币新格局。

课题组认为：全面高效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要将贸易、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协调的重点内容，将结构改革、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协调范畴，从而完善国际政策协调框架；要重视多层次国际组织在协调中所体现的平台功能，积极寻求在新兴国际协调平台上发挥引领作用。报告强调，要在“一带一路”上开展内容丰富的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为国际协调理论和实践提供新样本、新模式；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和政策分歧，这是实现无危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也是当前我国进行国际政策协调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