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各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超越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没有跨境金融能力的货币国际化，都会引发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支点》记者 方迎定

　　4月25日，奥朗德先生展开他当选法国总统后的首次中国之行。在两国可能推进的合作中，“人民币离岸中心”再被提及。

　　金融危机以来，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纽约、新加坡等金融重镇都加入到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争夺中。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双边贸易也越来越频繁。之前中国跨境贸易的结算主要用美元，从2010年起，中国开始试点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还很长，却已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中国正逐步使人民币成为美元竞争的对手。”

　　货币是一个经济体的血液，货币体系左右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国家利益因此高度金融化。

　　由于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现行世界体系的基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震荡非同一般。

　　危机何时走出尚不得知，但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正成为国际热点话题。

　　5月11日，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英国结束，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等在内的各成员国一致同意推进金融改革，建立机制解决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国家利益金融化

　　事实证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代表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依旧不明朗。

　　不妨先来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从地缘角度，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然而，从金融方面看，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这个问题更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分析说，对外贸易中，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亚洲国家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汇率稳定与否，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挑战。

　　由美元和欧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已影响了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有学者甚至提出“币缘政治”的概念：“币缘”是各国围绕全球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它影响甚至左右着金融化时代国际体系的运行。“币缘政治”是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撬动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

　　无论“币缘政治”这个概念是否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在对外经济交易中，因涉及汇率，亚洲国家确实是时时谨慎地处理着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指责。”李扬在其论文中曾写道。

　　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应缘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成为一种信用货币。“货币本位从黄金本位到纸币本位后，金融国际化随之加快。”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记者说。

　　金融力量已深刻影响全球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说，通过货币的贬值和升值，金融已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打击其他国家或地区并壮大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看来，金融竞争的最终焦点是货币，而货币本位是未来金融领域竞争的制高点。

　　美元霸权与“美元圈”战略

　　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急需一种权力来撑开他金融帝国的穹顶，这就是控制世界货币本位的权力。拥有它，美国才能控制世界货币体系，最后推动世界体系的运行。

　　二战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48%左右，贸易量约是全球的三分之一。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增加，美国最终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实力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

　　从此，美国向世界提供超量美元、各种债券以及足以淹没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攫取了制造业国家和资源类国家的巨额财富，建立了由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反常规的新型世界秩序体系。

　　维护美元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成了美国的核心战略之一。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就是为了强力维护美元在石油贸易领域的结算货币地位，然后通过石油向全球输出美元，收取美元铸币税。

　　近年来，美国又通过支持本国跨国公司，深化全球化产业链，强化“美元圈”。

　　“美元圈”是对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象描述。在这个网络中，跨国公司把产业链顶端环节保留在中心，其他环节则如湖面的涟漪层层外推，从大规模的一级供应商一直到中小规模的底层供应商。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承担加工组装的角色，并用美元从一级供应商那里进口零部件，组装成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发达经济体）时又以美元结算。

　　美国则处于美元体系的高端，一方面它消费着中国制造的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还需要中国提供大量的净储蓄——即流入美国购买各种金融产品的贸易盈余。环太平洋地区逐渐形成了由“消费国家－制造国家－资源国家”构成的“美元圈”。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面临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振的三重压力，环太平洋地区成为其维持贸易金融收益的重要战略区域。

　　2010年初，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启动。随后，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和货币互换开始谈判。东亚地区加快区域经济和货币整合，这无疑对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元圈”构成了威胁。

　　2012年，美国开始将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亚太地区，并宣布这将是其今后 10 年外交方略的重要使命之一。

　　“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金融地位提升。金融全球化的结构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开始向亚太、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美国希望以TPP为样板重构亚太贸易版图。”宗良表示，在美国财政政策趋于紧缩、宽松货币政策接近极限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成为为数不多的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政策工具。

　　翻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渐涨

　　“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85%以上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美元、欧元、人民币将成为三大外汇储备货币，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等也会进来凑热闹，这已不是无稽之谈。”2011年底，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道。

　　国际货币制度从金银复本位制到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再到美元本位制，是大国博弈引致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结果。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在于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最明显表现就是不受约束的美元霸权及其垄断地位。

　　目前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及石油输出国等持有大量的贸易盈余。这给拥有巨大经常项目盈余和高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带来巨大风险。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多数国家喘息未定之际，欧洲最先发出了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开始了对危机本身的反思。

　　欧洲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应来个大翻新，以改变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延续至今的体系，确切地说就是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国际救助活动，正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变革的关键力量。

　　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动摇，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新旧体系转变进入矛盾与摩擦更为尖锐复杂的阶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世界货币体系需要改革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创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是一个长期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内，则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最可能是“三分天下”：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

　　自2008年底以来，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此外，人民币已在许多国家可自由进行计价和结算。同时，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债权国，中国开始寻求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美元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

　　中国还提速扩张与国外企业的贸易，跨境人民币交易的需求增长迅猛。而处于“美元圈”核心区的中国，国际贸易结算仍主要以美元为主，中国不仅面临着汇兑损失风险，在一些稀缺资源和能源的获取上也受制于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然会加速谋求人民币国际化。今年4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达成货币直接交易协议。此前，中国还分别与阿联酋、巴西二大资源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与资源贸易领域开始纵深。

　　根据央行数据，2012年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2.94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的2.08万亿元增长了41.3%。

　　如果中国开始大量使用本币结算跨境贸易，美元的地位将大大动摇。

　　金融表象下的核心利益

　　各国之间金融的博弈是否会主导未来国际政治的方向？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国际政治金融化主导的各国关系只是一个现象，金融只是一种手段，一国发展仍以实体经济为核心。

　　宗良表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各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是国家之间利益的核心体现。表面上看是货币的利益，实际上是相关的重要经济利益的体现。”

　　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通过货币利益来表达，一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受金融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后，新旧金融货币体系激烈博弈的原因。在亚洲国家看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室主任陈道富提醒说，一国的金融发展应与该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超越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没有跨境金融能力的国际化，都会引发金融危机。”

　　“推动金融全球化是不妥的，金融危机往往是经济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和导火索。”连平表示，发生在美国的危机证明，金融化是国家力量所在，也是灾难所在。

　　制造业是美国立国的根基，在二战后的巅峰时期，美国制造业占到世界份额的 40%。当时的美国金融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本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的经济部门。

　　而到现在，与生产流通有关的金融交易量不足 1%。从 1995 年到 2007 年，金融利润在美国企业总利润的占比中膨胀了 300%。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2009年的报告中称：过去 10 年来，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

　　2007年，美国信贷违约保险（即对抵押贷款的破产给予保险）领域的承保金额达到45万亿美元，比美国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量 21.9 万亿美元高出一倍。在这种保险制度下，金融机构为了更多分红，竞相购买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产品。

　　金融泡沫破裂后，美国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只有采用量化宽松这种超发美元的措施。而其他国家难以找到一种超主权的有效权威来约束美元的无节制发行，美国金融投机的风险开始向全球扩散。

　　“美元、欧元及人民币是三大储备货币之说为时太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现实意义很小，当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能进一步开放，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实现货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并参与重构国际金融体系。”连平对记者表示。（支点杂志2013年6月刊）

（责任编辑：Lucica）